一幅中国社会学发展路线图 ■陈斌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作者：李培林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1927年，当时还是一介学者的严景耀在对犯罪问题开展研究时，选择了一个颇为“疯狂”的举措：前往北京第一监狱当了一名“志愿‘犯人’，和犯人同住、同食、同生活”，并一当就是三个月。此后又多次前往。

像这样特别注重社会实践的举动，在上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并不鲜见。事实上，知识界的努力在上世纪上半叶也确实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果。晏阳初开展的乡村建设成为当时少有亮色，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堪称经典之作。

万物皆史。作为一部探讨中国社会学发展变迁的学术著作，必然回到社会学的源头。可以说，一部中国社会学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寻路史。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作者李培林曾获第二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是《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又称“社会蓝皮书”）自1993年到2016年唯一始终实际负责和参与这项课题的人。本书虽是李培林发表文章的合辑，但体现了较为严密的时间逻辑关系。沿着社会学发展的时间谱系，本书从“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谈起，重点介绍了对中国近代社会学有着重要启蒙意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以及社会学进入中国及其发展的基本历程。

在李培林看来，梁启超“堪称中国社会学的最重要创始人”，他“师承康有为，同时又深受严复和谭嗣同的影响。通过严复，他吸收了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思想，通过谭嗣同，他对《易经》的变通之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尽管有近邻日本“脱亚入欧”的成功镜鉴，但社会学甫一在中国出现，就全盘摒弃照抄“西方现代化”的思路，而是注重从多个方面比如传统文化中吸收丰富的思想“营养”。

虽然对梁启超的“学术创始”地位极其推崇，但李培林对梁启超的思想还是予以一分为二的评价，认为其“重国家、群体，轻社会、个人”的思想，是其后来走向“保守主义”的重要根源。此外，李培林对学术研究方法亦有精辟的论述，他指出，“社会学研究既需要有科学的分析方法，也需要基于经验的丰富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不可能是一流的社会学家”。这里的想象力当然不是胡思乱想，前提是掌握一定的学术训练基础，然后基于多种知识提炼后形成的逻辑自洽。

“东方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学绕不开的话题。一段时间，“西方”乃至“西方现代化”困扰中国知识界，日本的成功“脱亚”，难免会加重这一迷茫情绪。西方社会学自诞生后，长期以资本主义为关注研究中心，而中国本身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历史的社会，绝大部分人口长期居住于农村。基于现实，像晏阳初、费孝通等人聚焦农村成为必然选择。国情的天壤之别，意味不可能用“西方”的鞋来套中国的脚。不过李培林同时认为，强调“东方现代性”的区别，并不是将“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实际上中国社会学意义下的“东方”，兼具开放与包容等诸多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李培林对社会现实问题并不回避。本书中，李培林抛出了中国改革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社会学的前进方向所在。

与西方社会学注重先验性设计意义不同，中国社会学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从而掀开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把那些生活在经济趋势极端情况中的人称为“我们的先头部队”，认为社会的未来就隐藏在他们其中。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学就像是寻找社会中的“先头部队”，发现那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现象，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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