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山：青铜文化的发祥地

大工山铜矿遗址

南陵县博物馆收藏的大工山铜矿遗址出土文物

皖南沿江地区是我国著名的长江中下游铜、铁、硫、金等多金属成矿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冶炼地区之一。

据金文记载，周王朝征伐淮夷、南淮夷，“略金”、“俘吉金”，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打通“金道锡行”，控制南方的贵金属资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安徽南陵等地先后发现商周时期的铜矿遗址20多处，时代最早的约在商末周初。1986年，在南陵的江木冲古铜冶遗址发现了冰铜锭，由此把我国冶炼硫化铜矿的历史提早到了商周时期。冰铜锭属铜铁合金，从技术上说，仍是使用硫化铜矿石冶炼的初级产品，需要进行深冶炼才能得到纯度较高的粗铜。但目前作为冶炼的最后产品——粗铜锭，尚未发现。据江木冲炉4碳十四标本年代测定，距今275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2815年，时间当在西周晚期。初步研究表明，当时的采冶作业一般是山上采矿、山下冶炼。采矿井有竖井、斜井、平巷等，最大采掘深度约达四五十米。炼铜时，已使用竖炉。在冶炼遗址内，还发现有铅锭和石范，说明冶炼场，还兼有铸造的功能。

皖南先秦时期铜矿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南岸的铜陵、南陵、繁昌等地，在江北的枞阳、安庆等地也有发现，计有20余处。地质资料表明，古铜矿分布区域为下扬子断陷构造，地处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的中部，铜矿资源十分丰富，尤以铜陵、南陵两地为多。这一地区铜矿矿床类型以矽卡岩型铜矿为主(如铜陵铜官山)，还有少量的沉积岩中层状铜矿床，主要成矿期属于早白垩纪，距今1.3亿年。该区矿体有似层状、透镜状和脉状，其中以似层状矿体最重要。似层状矿体厚达40米，延长和延深都达400余米，主要铜矿石为矽卡岩铜矿石，并有丰富的磁铁矿石和磁黄铁矿石，此外还有辉铜矿和斑铜矿。矿区内氧化带最厚达30米左右，但次生富集不明显，表生铜矿有自然铜、辉铜矿、孔雀石、铜蓝和赤铜矿等。沿江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山林茂密，柴薪充足，水网如织，交通便利。这些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丰富的铜资源，为古代大规模采冶铜矿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些铜矿遗址可分为采矿和冶炼两类，其中先秦采矿遗址大多因年代久远、地貌变迁而不易发现。经实地考察后的采矿场、采矿井，基本是当地群众在开采铁矿(铁帽层)或铜矿中发现的，俗称为“老窿”、“老洞”。古代采矿场的范围大小不一，主要视矿床结构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定，面积在数千至数万平方米不等。一般采矿场内有成堆的废石、含有铜矿的贫矿石、坑木以及大量的生活陶瓷器残片等。冶炼遗址因地表遗弃有大量的炼铜废渣而易被发现，一般小的仅有几千平米，大的达数万至10万平米以上。遗址内有成堆的炼铜废渣、红烧土残炉壁块、废矿石，以及陶瓷质生活用具残片等。南陵江木冲冶炼遗址规模最大，其坐落在海拔80-104米的丘陵地带，冶炼点散布在马家冲、六口塘、乔村、江木冲等区域，范围达1平方公里以上，遗址内炼渣经估算至少有二三十万吨。

从先秦铜矿遗址的分布规律看，集中分布在今铜陵狮子山、铜官山、凤凰山和南陵大工山等铜矿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一般每个区域都有一群矿冶点，形成若干规模较大的采冶中心。从当时的铜矿生产格局看，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山上采矿、山下冶炼模式。采矿场与冶炼场相距不远，即从采矿到冶炼基本是在同一个小区域内完成的，这是比较普遍的生产格局。另一类是小型分散采矿、集中冶炼的模式。如在大工山区域内，像江木冲、乔冲、夏家坝、崔家涝、铁丝岭、涧滩林场、钱桥等冶炼遗址，位于南宣盆地(南陵-宣城)红层边缘地带的丘陵地区，多为角砾层堆积，无铜矿蕴藏，其炼铜所需矿石应来自于附近的大工山矿区。这种生产模式，是与当地铜矿点蕴藏量小而分散、不能大规模采矿方式有关。

据记载，汉代产铜地不少，相对于全国各地设置的37处盐官、48处铁官而言，当时政府只在丹阳设了一处铜官，丹阳铜官在汉代青铜文明、青铜工业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丹阳有铜山，“铜山在繁昌县东南五十里，出好铜，古所谓丹阳铜”。据《史记》《汉书》记载，西汉设立的铜官于今天的铜陵铜官山下，凤凰山地区发现的西汉铜矿采冶遗址，很可能就是属于当时铜官管辖下的一个地区性采冶场所。还有一些刻有“铜出丹阳”的铭文镜。“汉有善铜出丹阳”，当时最好的铜在丹阳。丹阳曾是古地名，又称“丹阳郡”，铜陵地区西汉隶属于“丹阳郡”。以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其辖区包括安徽池州以东，江苏句容以西，北至长江南岸，南抵浙江安吉一带，大致包括了今天的宣城地区。皖南古铜矿生产的铜原料大致有三个去向：铜原料外运、就地加工、在矿区附近铸钱。从《六安出土铜镜》、《皖江汉魏铜镜选粹》等公开发表的资料看，皖南完全有可能是战国汉魏时期铜镜的一个铸造中心。

铜矿的大规模开发，是皖南地区青铜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大工山、凤凰山为中心的南陵、铜陵、繁昌等地先后发现周代采铜矿井遗址和铜冶炼遗址数十处，时代最早可达西周。这一区域内还分布着众多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址，出现了如南陵牯牛山那样的面积近百万平方米规模宏大的中心遗址。同时这里也是土墩墓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如南陵千峰山、繁昌万牛墩墓群，土墩墓的数量均在千座以上。如此繁盛景象的出现，说明皖南地区在周代江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应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大工山——凤凰山铜矿遗址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探索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研究中国古代采矿、冶金技术的历史进步，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史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90年1月，国家文物局《文物工作动态》刊登了大工山古铜矿遗址，“至少从西周起，就进行了大规模的铜矿采冶活动，并经历了东周、汉代、唐代、宋代等历史时期，延续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堪称冶铜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冶铜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故《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云：

像南陵大工山古铜矿遗址群，就是西周至唐宋时期采矿和冶铜遗存，西周“吴干之剑”、战国“陵阳之金”、汉代“丹阳铜”的产地就在这里。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表明人类已经度过漫长的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

南陵境内大工山古铜矿遗址、千峰山土墩墓群和牯牛山古城遗址3处现均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本文选自《芜湖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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