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故事，有好朋友

□于继勇

1998年7月，我在《新安晚报》发表了一篇《女友边儿》。

当时，我在位于琥珀中学院内的《活着》杂志社当记者，这是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内刊，也是我刚踏入新闻行业的开始。

工作之余，我喜欢写点风花雪月的千字文，一是抒发多余的荷尔蒙，二是借机赚点稿费。

《新安晚报》当时有个栏目叫“每月话题”，面向读者征稿。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投出了第一篇稿子。没想到几天后，我在办公室就看到文章见报了，激动得心怦怦直跳。

刚到杂志社工作，文字稚嫩，我发表的东西很少，也没什么深度。在我的眼里，能在省城第一都市报《新安晚报》刊登文章，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到报亭买了五份样报，宝贝似的带回出租房，给我的女友看。这篇文章除了“边儿”这个化名，其他都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后来，女友变成了老婆，她说这篇文章“骗”了她，她抱着挽救落魄文青的心态嫁给了我。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更加关注《新安晚报》的“每月话题”，每个月初，一看到“题目”，我就抓紧构思，立即投稿。没想到，竟然能十投九中，一年下来，至少发表七八篇。

后来，我和副刊版面编辑马丽春老师认识了，她印象最深的也是我发表在“每月话题”里的文章。她说，小于你写得不错。

认识马老师的人都知道，她为人耿直快言快语，有时在座谈会和讨论会上，她既不给主办方面子，也不给所谓的老专家面子。她身上有当下知识分子少有的傲气和骨气。所以，她编辑副刊的时候，是以质取稿的。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在《新安晚报》发的每篇稿子，都没走过后门。

1999年，算是我文学创作的开端，这一年在全国十几家青年婚恋类杂志和都市报，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有一篇文章还被《读者》转载了。但是《新安晚报》仍然是我最看重的报纸，因为它是全省最有影响力的都市报，每次发表文章，至少会接到好几个来自同学或好友的电话，有时聚餐，也会有人提起我曾经发表过的文章。对于一个刚开始写作的人来说，这种鼓励是极有用处的。

2003年，我进入《安徽商报》工作，在著名作家赵焰的领导下，参与《橙周刊》的创办。一年后，我任这份周刊的主编，同时负责编辑三个副刊版面，成了名副其实的副刊编辑。此时，马丽春老师已经是《新安晚报》副刊部的负责人了，大家喊她马主任，我仍然喊马老师。马老师给了我最初的机会与鼓励，我心存感激。

《新安晚报》和《安徽商报》，都是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子报，两者既是兄弟单位，也是竞争对手。但是私下里，大家都是朋友和哥们关系。时间长了，走动也多了。《新安晚报》除了做副刊的马老师、蒋楠楠、黄从慎和闫红，我还认识很多跑新闻口子的记者。胡佩和殷平，曾经和我在杂志社共事过一段时间。而后来，玩得最多的是章玉政和宫礼。

和宫礼的认识比较传奇。1997年，我还在安徽省团校读书的时候，到安徽大学找同学玩，在他的床头看到了一份《安大青年》，上面有一篇宫礼写的《工地上的女人》，我很激动，拖着同学去找宫礼。然后，在安大校广播站，又碰到了章玉政。那时候，大家都是学生，也都是文学爱好者。在龙河路上的小饭店里，就着几盘炒土豆丝和青椒炒鸡蛋，喝着啤酒就可以高谈阔论半天。此后几年，我回到安大成教学院读本科，章玉政和宫礼已经成为省城颇有名气的新锐记者了。我一边卖书，一边靠四处投稿赚稿费维生。

兜兜转转，我进了商报，单位在环城路边上，而《新安晚报》则搬到了安庆路。在QQ上，我们又成了无话不聊的兄弟。吃饭闲聊时，仍然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大家心里都有新闻理想，希望成为名记者，名编辑。我的纸里包着火，成为我们最喜欢的句子。

没有成家立业之前，好兄弟就是最亲的人，下班后，QQ群里约一下，大家就凑了个饭局。交流稿件，交流天南海北的新闻，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有些新闻只可能有记者知道。如果敢于坚持，新闻会更有价值。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没有一个时代是理想的时代。因为，他们会像啄木鸟一样盯着社会的害虫。赞美永远要比批评来得容易和轻松，在某些时候，也能获得更多。写批评和监督类稿件，受到的委屈有时候是提防不了的。那个时候，大家就找借口吃一顿大排档，吹吹牛，谈谈周边熟人的花边新闻，放松一下。第二天，又是一个钢铁战士。

《新安晚报》经历了中国都市报最辉煌的时光，也一直是省城合肥都市报里的老大。究其原因，就是有一群有职业精神的新闻人。什么样的土壤气候，长出什么样的庄稼，报纸的气质，也是人的气质。在我的眼里，《新安晚报》是西北朔风里的红高粱，挺拔有节，英气逼人。

自我第一篇稿件在《新安晚报》发表，到我认识一帮兄弟，一晃都二十多年了。我们从青葱小伙，也长成了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大叔，世事变迁，报纸的收入江河日下。曾经，报纸可以纸里包着火，新闻媒体和记者是比较受尊重有荣誉感的职业。但是，现在不是了。熟悉的兄弟一个个离开报纸和电视，在中年之际，另谋生路，有的去了网络，有的去了企业，有的去了新媒体，也有的尝试自媒体。兄弟们还在江湖，而江湖渐渐没有了他们的传说。

在一句话消息和自媒体流行的年代，一篇落地有声砸地有坑的稿件，很少有人认真去看，也几乎没有人认真去采去写了。娱乐消解了我们解读和探讨严肃问题的热情和空间。这不是传统媒体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的遗憾，或者耻辱。

如果我们愿意讨论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什么是最赚钱的东西的时候，一切还有希望。所以，我仍然愿意以最美好的愿望，祝福我们以记者自称的兄弟们。虽然，阵地萎缩，但我们仍然是新闻战士。我们的心里仍然包着火，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被点燃，复活。

以此，纪念我与《新安晚报》的幸福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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