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命运》应运而生

四十年前，我的短篇小说《命运》应运而生。

那年夏天，我断断续续地听说要恢复高考。当时我己过而立之年，而且己经从一所中学里选调进文化部门搞创作，高考似乎与我无关。但是，由于我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当时那种靠“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制度的内幕深有了解，早就嗤之以鼻。现在如果能恢复高考，让千千万万渴望上大学的青年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那是他们的大幸，也是国家的大幸，我不禁从内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1977年10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果然庄严地宣布了国家当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正在安庆参加一个创作座谈会，一下子就被那个消息激动得彻夜难眠，脑海里老是奔涌着过去大学招生中的一股股黑浪……

半个月后，我在强烈的创作冲动中完成了一篇小说的构思，随即在11月5日的日记里写了一句话：“准备创作短篇小说《命运》。”并很快于11月29日拿出了初稿，经过一番修改，12月5日便投寄给《安徽文艺》。能否发表，我毫无把握，因为当时《安徽文艺》是安徽省内最具权威的文学刊物，要想在上面发表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我在小说《命运》中写了两个青年的命运：一个是青年铸工操志强，一个是女技术员施萍；他们既是现在的朋友，又是曾经的冤家。四年前，他们都参加过高考，志强考了全县第一名，而施萍却考了好几个大鸭蛋，可是最后录取的不是志强，而是施萍，因为她有一个当县官的爸爸。操弄他们的命运的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沈家友，他因此而升了官，而志强的妈妈却被他活活地气死了。四年后，国家恢复高考，志强一举考取了名牌大学，沈家友却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对此，我在单位征求意见时，有的领导认为我把矛盾推远了，如果《安徽文艺》也这样认为，那我的《命运》就完了。

然而《安徽文艺》毕竟站得高，看得远，稿子投出去才半个月，即12月19日，他们就给我来了信：“《命运》一稿我们研究过。我们很感兴趣，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希望你接信后，即向领导请假，前来修改。”接信后，我既高兴（因为毕竟看到了一点希望），又担心（因为不知道能否完成“较大的修改”）。12月26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合肥。小说组长温文松同志耐心、轻言细语地对我说：“作品题材很新，目前还是禁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主题也很好。但再好的主题没有感人的艺术形象也不能算文学作品……”为此，他一共讲了八条修改意见。我改了一个礼拜，由一万字改成了一万八千字。我满以为改得很好，谁知主编江流同志看了却严肃地说：“会改稿的人稿子越改越短，你却越改越长！”我顿时好像跌进了冷水盆里，内心产生了一股为难情绪。他也很快觉察到了，停了停，又略带鼓励地说：“基础尚在，你再改一遍，要压缩一半！”既来之，则改之，我别无选择。接着，只得又按江流同志的意见改，江流同志再审后很高兴地说：“好了，马上就发掉！”此时已是1978年的1月14日。

两个月后，《命运》便在1978年3月号的《安徽文艺》上发表了，是小说栏目头条。这篇小说用现在的眼光看是比较浅显的，但当时由于我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没敢说出来的话，好比是在寂静的空谷中发出了一声呐喊，很快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同期先后问世的《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一起受到《人民日报》《红旗》《文汇报》等中央和地方报刊的好评。《安徽文艺》还在当年的6月7月8月三期杂志上连续开展了专题讨论，收到了数百封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书信和评论文章。因受益于国家恢复高考而入学不久的安徽大学的同学们在自动组织讨论时还邀请我去参加，随后又相继被十多个省、市选入专集。

弹指间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我为之呐喊的年轻学子们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社会的精英，而我的拙作《命运》最后也由中国作家协会收入了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黑玫瑰》和王蒙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回想起来，我的《命运》真正是应运而生的。如果不是国家恢复高考，我决不可能有那种创作冲动；如果没有《安徽文艺》的领导和编辑的慧眼，其中特别是江流、温文松先生对我的悉心指导和帮助，那也是难以适时问世的……

新闻推荐

华州北侯村 黄鳝特色养殖首投鱼苗10万尾

本报华州讯（记者刘虹）9月初，华州区高塘镇北侯村盛王种养殖合作社首次给鱼池投放黄鳝鱼苗。北侯村位于赤水河畔，据该村村支部...

安徽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安徽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