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 ，胡适营救被捕学生

“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由于在上海迎接并陪同其老师杜威先生来华讲学，并不在“现场”。正是由于此，他对运动的开展就隔了一层。但他回到北京后，立即投入到了对学生的营救中。

关于胡适什么时候回到北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年谱》记载的是5月29日。台湾出版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则说是6月初。到底是什么时候？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遗札》，其书开卷第三篇傅斯年、罗家伦6月27日致段锡朋、许德珩、陈剑修、黄日葵的信则有说明。

这几位都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与实际指挥者。傅斯年与罗家伦为什么要写信给段等几人，主要是因为5月下旬开始有人传出谣言，说傅斯年等人与安福系勾勾搭搭，段锡朋等人来信询问。安福系是 1918年 3月，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为控制国会，唆使其亲信徐树铮及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建立俱乐部，拉拢、收买议员，操纵选举，从而结成的政客集团。正是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妥协与无能引发了“五四”运动，而在背后支撑它的安福系早就在国人心中臭名昭著。以傅斯年的性格，他如何容忍这种把他们与安福系勾搭起来的谣言。胡适不久后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正是有感于安福系王揖唐等人也开始鼓吹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而写的，也正是有感于这些人的 “臭名”，才指斥他们为“阿狗阿猫”的。段锡朋等人来信，就是由胡适转交给傅斯年的。我们可以推测一下，胡适看到王揖唐等人也开始鼓吹民生主义而奋笔讥骂，是否还隐含着对这些在他的得意弟子们之间，在五四运动这些领袖们之间造谣离间的愤怒呢？

为了证明谣言之为谣言，傅斯年将“谣言前三日每日所作事件开列一单”提供给几位同学兼好友。 “星期六（即《五七》编辑四人被捕之次日）上午，斯年、家伦在干事会与锡朋兄谈蔡先生事。下午，在法科大礼堂，适当军警示威，即在会场中与锡朋、楚荪两兄接谈当日之办法。待军警将会场中人解散，即返新闻股作新闻。是夜，干事会推斯年、家伦为代表往见袁次长 （袁希涛，教育部次长），请其保释四位同学。 ”“星期日，斯年上午同刘、狄、张诸君往见袁次长，十二时干事会派赴工业，调查军警包围消息。下午约校中教职员并校外人赴警厅保四同学，得可以释放之的息。……”“星期一，斯年上午约温代校长（温宗禹，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赴厅保四同学，以至在校长室决裂。下午偕狄、刘两君先到文科会同胡适之、陈百年、沈士远、刘半农四先生同赴警厅，交涉《五七》被捕同学事。直到八时，然后归会计股小坐，即归寓就寝……”

五四当天，北京专门以上各校学生2.5万人电各报馆、各省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学校、各团体，吁请7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因为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就《二十一条》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竟然全部接受；5日，北京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代表集会，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和推动爱国学生运动的发展，决定成立永久性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五七》日刊就是由联合会主办的报纸。为什么如此定名？也是因为“五七”在大家心目中是国耻日。为了镇压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北洋政府决定先行查封联合会的“喉舌”。 5月22日，京师警察厅以《五七》“未曾立案，违背出版律”为借口，通令禁止发行。北大学生徐骥等四人前往警察厅理论，结果被拘。23日，《五七》不顾警察厅禁令，继续出版。警察厅派警察四处搜索，见有阅者即强行夺去，并将承印该刊的文益印刷局封闭，经理拘押。 《五七》被迫停刊。

傅斯年信 “星期六 （即《五七》编辑四人被捕之次日）”，查万年历，5月23日是星期五，此处应该是5月24日。而隔一天胡适即陪他们去警察厅保释四位同学，应该是5月26日。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胡适回到北京，应该是在5月26日前一天，或就在26日上午。也由此可以说，胡适一回到北京，就参与到了营救学生的行动当中。再看一下傅斯年的信，当天上午他本是去约代理校长温宗禹一块到警察厅保释同学的，没想到温不干，可能傅斯年当场就同温吵了起来，以至于“决裂”。而胡适一回来就投入到营救中，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个鲜明且截然不同的对比；直到八时才回，足见在警察厅交涉时间之长，过程之艰难，胡适那段时间既陪老师又充当翻译，再加长途奔波旅途劳顿，应该是很累的，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也可见他对学生的一片诚挚的关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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