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这是俄共(布)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李大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31岁的李大钊比维经斯基大4岁。

就在维经斯基一行离开北京不久,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另一领导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抵达北京。他和斯托扬诺维奇一样,也以“远东共和国”的名义在中国活动。“远东共和国”是在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的,所辖区域包括苏俄整个远东地区,首都设在赤塔。它在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是由俄共(布)领导。列宁建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在远东建立一个缓冲国,便于同协约国打交道。1922年冬,当红军把日军全部赶出远东之后,远东共和国并入了苏俄。维廉斯基是以“远东共和国外交使团秘书”的身份在北京进行活动的。

维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党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并在会上很明确地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

此后,维廉斯基在中国工作多年,出任苏俄驻北京的帕依克斯使团顾问。

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从不同途径派出各种身份的人物来华活动,表明了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关切。

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开警察的追捕,终于来到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这一回悄然潜入,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虽然连日奔波受了风寒,有点不适,但他还是稍事休息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

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见到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

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两人便已密切交往,后来汪孟邹成为有名的出版商,并与陈独秀结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主意,到上海开办书店——也就是亚东图书馆。

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认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事,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

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

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

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是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

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到那里去和他们一起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陈独秀不再像在旅馆里那么寂寞。

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3月5日接到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的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学,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

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

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蹲守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处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

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

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

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序章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那里是法租界。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

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在箭杆胡同的家常常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都是那里的常客。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

《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由王姓三人出资建造,“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往往在陈独秀那里小坐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河南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决非单为好奇新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下期看点: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1911年12月25日。这天,20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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