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现在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跟最喜欢的人做最喜欢的事

刘政屏：你追汪曾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苏北：1997年我回到合肥工作，在安徽文友中我对汪老的了解应该是第一名。每次吃饭，朋友都说，今天吃饭不许说汪曾祺好不好。一坐下来我就开始说，我确实不是有意的，脑子里有回环的。当时我在《新安晚报》上发了很多文章，其中很多是写汪曾祺的。

刘政屏：这次参加别集的编辑，有什么感受？

苏北：我当时喜欢汪曾祺，基本是一个人的战斗，后来在喜欢的过程中找到不少同好，成为朋友。我也通过阅读汪曾祺，慢慢从一个顽皮的少年变成喜欢读书的小青年。应该说，写作几十年，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能量都释放出来了。后来汪先生的“粉丝”团不断扩大，而且发现喜欢汪先生的皆可成为朋友。几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互相认识，比如杨早、徐强、李建新，还有我的好友龙冬、顾建平等等。别集的十个编委，每人负责两本，都是跟最喜欢的人做最喜欢的事，特别有意思。我认为别集是全集之外最好的版本。在编辑过程中，大家互相补充，互相碰撞，产生了不少“巧思”。编辑这个书的过程，我们都很愉快。

他是一个十分清醒的写作者

刘政屏：这么多年读汪、写汪，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苏北：分两个阶段。前十年偏重回忆，后十年对作品的梳理有了理性的认识，感性的部分少了。理性的作品分析的成份多了。比如刚开始我们对称他是“最后一位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什么的，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妥。后来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汪先生貌似“旧文人”，其实他骨子里是个“现代派”，他是个有着传统的汉语审美的现代派。我们给他的界定，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也是汪先生自己的定义。还有一个是，汪先生不是自发式的写作，他是有认识的写作，或者说是有理论支撑的写作。他一边写一边补充自己的文学理念，通过自序或者给青年作家写序或者文论，来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可以说，他的文章和文论是相得益彰的。可以说，汪先生是一个十分清醒的写作者。

至于说给汪先生立传，若要写得好，必须具备与汪先生同等的学养，才能写他的精彩。我原来有个想法，用片段的方式去做，比如说汪曾祺在世77年，我想用汪曾祺的77个镜头，来概括他的一生。可是这种写法也很难。想写好，我也很难驾驭得了。后来发现喜欢汪先生的人太多了，我就默默地退后了，悄悄地做个阅读者也不错，可是现在不大容易做到，因为每年各种原因，都要做一些汪先生的事情。因为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也很快乐。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李燕然/文薛重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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