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山崖上的书 □胡树勇

它最初是一本刻在秦岭南坡褒河岸边山崖上的汉代摩崖“古书”，最早的“出版者”是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汉中太守王升，撰写者是那位来自西城县的书佐王戎。

《石门颂》——这本用汉代隶书刻在山崖上的“书”，自公元148年被王戎书丹，石工刻石诞生后，已经被褒河的山风吹拂近两千年，但依然完好无损。

只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当地兴修褒河水库，《石门颂》险些遭遇灭顶之灾，后来被抢救移至博物馆。当然，这种搬迁不可能带走它周围的山水草木，只能像移植器官那样将刻有《石门颂》的那一面石头整个从石崖体上切割下来，运至博物馆，成了一页石质的书页。

在此之前，《石门颂》所在的褒河正位于古代秦地通四川名为褒斜古道的一段，近两千年来，文人雅士，过往商贾，只要知道《石门颂》的，都去拜读过《石门颂》。《石门颂》素有“隶中草书”之称，其拓片自清代以后传遍九州，扬名东瀛。清王昶《金石萃编》说：“是刻书体劲挺有姿致，与开通褒斜道摩崖隶字疏密不齐者，各具深趣，推为东汉人杰作。”杨守敬《平碑记》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石门颂》成为拓片，开始由石质的“书”变为纸的书的过程，为仰慕《石门颂》书法的人提供了方便，毕竟，《石门颂》所在的秦岭腹地下的褒河交通艰难，不易到达。

后来，《石门颂》终于被影印为书籍，成为书法临摹者尤其是隶书爱好者的案头爱物。

我案头的这本《石门颂》书帖，文物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1998年4月第4次印刷，是2000年秋我在北京王府井书店购得的。那年秋天，我所在的县在北京中山公园组织举办了一次书法展览，对我影响颇深。关于书法，我儿时父亲教我做过描红、临摹的童子功夫，但后来没有坚持下来，其间颇有几次一曝十寒的经历。因为参与这次书法展览的工作，加之近年来对于地方史的研究，我对于我所生活的这片汉水上游的陕南书法艺术，有了一种倾慕。

书法艺术的河流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长流不息，那位让后人临摹不止的《石门颂》的书丹者王戎就是“西城人”，而“西城”治地所在就是我现在所居的安康市。现代被称为“中国章草二十家”之一的王世镗晚年就活动、定居于汉中、安康；我的邻县汉阴县还是沈尹默“沈氏三兄弟”的出生地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地。因此，那年秋天我在王府井书店购书时，就毫不犹豫地选购了这本由《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编辑的《石门颂》书帖。如今，这本《石门颂》成了我的案头之物，临摹之帖，它成了我每日的功课，是我接触最多的书。

2000年以后，我每次到汉中，都要去汉中博物馆摩崖石刻展厅，站在那块《石门颂》石刻前凝视细看，久久不舍离去。有人说临帖要临得逼真，仿佛如同原帖，那就是你和古人在握手交流了。此话真是在理，每每临写逼真时，总有种兴奋之感，仿佛和原帖书写者做了一次无声的交流。

我的临写不指望成名成家，只想寻得一种汉水流域乃至中华文明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从中吸取中国古代文明长久生命力所蕴含的无穷无尽的营养。并且，因为这种营养就在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更加有了一种亲和力、熟悉感、自豪感、责任感。每天的读帖都是对祖先优秀文化的一种致敬。这种读帖有时候是对内容的理解，仿佛看到了两千年前那些在秦岭山间冒死构筑褒斜栈道的劳工，是他们的血肉之躯换得了畅通的秦蜀栈道，令人感叹、敬仰。大多时候的读帖还是对《石门颂》隶书间架结构、笔画气势的揣摩、思考，每有所得，令人心潮汹涌。

于是，那本曾经刻在秦岭山崖上，现在被人们印成书帖的书——《石门颂》，那本活灵活现的书，让我倾慕不已，临摹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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