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已多年,家乡印象在我心中渐渐地淡薄。去年仲秋,适逢大哥六十岁生日,我开车去安庆邀三个弟弟同去合肥祝寿。在安庆逗留期间,我闲逛至书城。一进大厅展台,瞥见一本《老安庆》。令我兴奋的是,书中竟然有我最熟悉的两处景物的照片:一张是永安街小学的门楼,一帧是铁佛庵大井。这两处相距也不过六十米左右,我家就住在这两处的中点———铁佛庵七号。永安街小学是我开蒙所在,墙上斑驳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一日数面,伴随着我的少年时代。说小学,安庆旧时有名的小学有高崎,双莲寺,怎么也轮不上永安街;更不要说井了,城越老,井就越多,四眼井,三眼井,双井街双井,宣家花园井……真的要感谢作者,他把这最平凡的去处留存了下来。
铁佛庵大井,顾名思义为铁佛庵专用井。旧时有财力凿井的无非是寺庙,教堂,大户人家。书上说,铁佛庵初建于明末,传为状元刘若宰所建,在安庆老寺庙中,赫赫有名。清时,铁佛庵香火旺盛,当时城中做佛事,非迎江寺,就是铁佛庵。铁佛庵有殿宇房舍十数间,其大门匾额为“铁佛禅林”,殿中供奉的,是一尊铁佛,铁佛庵由此而得名。咸丰三年,太平军入驻安庆,铁佛被一根绳子吊走,熔为守城用的炮丸。1938年安庆沦陷,铁佛庵寺院渐废,到文革前,只有三两位戴发僧人。“古佛由来皆铁汉,凡夫但见是金身”,现在流传下来的,也只有这幅老对联了。
真实的历史往往延续在市井小民的生活之中。我记事时,铁佛庵已无香火。我一直有个困惑,庵堂应该是尼姑修行的所在,属阴,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之一的俏妙玉就是在栊翠庵戴发修行,青灯一豆,人见尤怜。寺庙则是和尚的道场,虽禁欲但阳刚,少林寺便是。对铁佛庵浅浅的记忆就是它的一堵山墙又高又长,灰黑灰黑,墙下是一条默默的窄巷。东侧小庙门偶尔打开时,我曾经一窥庙内的真容。庙堂极高,极黑暗,几尊佛像高高大大,影影绰绰。殿堂已被居委会用作铁罐厂的翻砂车间,地面坑坑洼洼,凌乱不堪。我小时家极贫,一床,一桌,一灶,人七口,光头五个,母亲终日为全家温饱操劳。生活的重压难以排解时,母亲经常叹道:“唉!铁佛庵的和尚,无柴又无米。”
生活在艰难中漫漫度过。和日子相关联的不是庙堂,而是铁佛庵大井。小时点的是煤油灯,喝的是井水。我家周边有水井三口,三角形互犄,等边,彼此相距不过50米。一口就在我家后窗底下,无名,井口简陋,也就是麻石凿圆凿通,罩在井沿上。井边是鸡鸭鹅的天堂,因此,井边鸡屎鸭粪肆意流淌。这口井的水当然不能吃,街坊邻居把它作为洗衣洗菜,洗涮马桶的去处。夏日清晨,井边人声、洗衣声、竹帚荡涤马桶的声音如同奏鸣曲,催我起床上学。
另一口叫花房水井。得名于花房,想必是富贵出身了。它紧挨圣公会教堂,我猜想原来是教会花房的浇花用井。解放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留下这口井依旧滋润着市井百姓。井边原来是一片菜地,母亲在饥饿的岁月里曾经种过不少蔬菜,救了全家的急。有一种叫茼蒿的,一股怪味,百虫不侵,收获颇多,全家吃多了,眼都绿了,某日急送三弟四弟去医院,说是中了菜毒。我至今还痛恨这个蔬菜。后来,空地上盖了教工宿舍,给市井之地增添了些许文明之气,他们点的是电灯,喝的是自来水。我家就喝的是花房的井水。它地势稍高,井边用水泥抹了一层,用水的人又不多,相对比较干净。不过也仅仅是相对,因为我们肚子里有蛔虫。小时居委会经常发“宝塔糖”,就像现在发放甲型N1H1流感疫苗一样。糖微甜,宝塔状,我们把它当糖果吃。然后拉就出来很多蛔虫,有死的,有活的,有的抱成团,现在城市的孩子不曾得见了,说形象一点,就像白色的大蚯蚓。据说蛔虫还能游到脑子里,后果就是把人弄傻了。我很幸运,至今不呆不傻地活了大半辈子。
最后一口就是铁佛庵大井了。说来让人感慨,目前它竟然是安庆老城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口古井,独眼,井圈为青石板材,内圈勒有20余深深绳沟,记录着老井几百年沧桑岁月。水井旁边曾经有一座土地庙,和小人书里孙悟空打不过二郎神,变魔法变成土地庙的画面一模一样。两扇圆圆的窗户像盲人的眼框,空洞地注视着井边淘米洗衣者。我近年因商务去过几次台湾。在台湾,不论田野阡陌,还是工厂企业,都会盖个小土地庙,拜托土地老爷保佑农工兴旺发达,保佑一方平安。我在台湾裕力公司就拜过土地爷,点上三炷香,祈求平安。俗话说,众神斗不过土地爷,说明一方水土自有一方神祗保佑。有土地爷庇护,大家安居乐业,繁衍子孙,有什么不好呢?大陆除了近年老百姓自发盖的不伦不类的土地庙外,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说来对安庆破坏最大的一是咸丰三年,二是文革元年,这都是以“革命”的名义。
话说远了,回来再说铁佛庵大井。花房井旁人多时,我家也偶尔挑这口井的水吃。说来来也怪,在我的记忆中,与大井相连的印象最强烈的不是水,反而是与其相生相克的火。
5岁,是记忆的起点。那一年好像没有夜晚。居委会在大井边空地上支起了一个大炉灶,圆锥形,比两层楼还要高。整天炉火熊熊,木柴烧的噼噼啪啪地,火光映在井边的水渍上,天和地连成一片,满世界都是红彤彤的。家家户户都要上交废钢废铁。我家穷,一口大锅正在使用,还有一个烂洞的旧锅,家里准备让补锅补碗的锔一下备用,母亲只好哭丧着脸交到居委会了。轮班了,大妈大嫂们排成一排,用竹簸箕向炉顶传递着碎铜烂铁。竹跳上面是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不停地往炉子里送料。天气虽冷,但他们都只穿着红卫生衣,挥汗如雨,炉火映红着青春的脸庞,令我们好生羡慕。
那岁月真是伢子们的狂欢节啊!白天,楼顶上,围墙上,树上,空地上,到处都是人,满城尽闻敲盆声,只见天上的麻雀仓惶奔命,速度极快,如同闪电。突然,没有任何征兆,一个倒栽葱,可耻毙命。吃饭了,伢子们也和大人一道,穿过锡麟街,到宝善庵居委会吃食堂。连下二十来级高高的麻石条台阶,是个天井,右边便是饭堂了,白吃白喝,一片欢声笑语。
七岁那年,我上永安街小学了。照例要先面试一下,不呆不傻就行。老师问:“你父亲买了两根油条,你妈妈买了三根油条,一共是几根油条?”我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老师。老师以为我没听清楚,又重说了一遍。我急哭了,边哭边说,我家里没买过油条啊!老师顿了顿,摇头,叹气,录取。开蒙老师是个姑娘,依稀记得她有一双大辫子,一双大眼睛,还有她的一句话我是一辈子都记得的:“我们国家的粮食还没有过关,同学们要努力学习。”说归说,时间不长,和我在一起玩的男女伢子们陆陆续续都退了学,在家总比上学消耗能量要少,我总算听老师的话,拖着鼻涕坚持了下来。
人们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开始婚丧嫁娶,添丁进口。一日,忽闻鞭炮声齐鸣,锣钹声大作,好久没有这种热闹的场面了,原来是解除巷一人家死了老人。这是我记忆中最排场的一场丧礼,队伍很长,其中还有穿黄色袈裟的和尚,走在前面的是抬冥器的。队伍来到铁佛庵大井边,就在原来炼铁炉的位置,把纸屋、纸船、纸桌、纸椅、纸人、纸马层层架好,礼拜如仪,一根火柴,嘭的一声,瞬时火光冲天,蔚为壮观。后来读到毛泽东诗句“纸船明烛照天烧”,信然!最令我们这些伢泼们如蝇逐臭般兴奋异常的,是丧家不断地往火里扔大米,扔豆腐。灰中取米,不可操作,只能闻闻大米焦糊的香味了。豆腐经火一烧,形状仍在,虽有“豆腐掉到灰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一说,伢泼们也顾不得许多,大火刚熄,便争抢食之。我也有幸抢到一块,味淡,冷热不均,弄了满嘴的黑灰,但无论如何,这是几年来吃到的第一块豆腐了。
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到处都弥漫着躁动的气息。开始是自觉行动。隔壁教工宿舍的刘老师家,找个板车,我陪他家老二把一车书拉到了废品站。对门嵇家,有两个摆样子的青花瓷瓶,砸了。我家穷的顺眼,无物可砸。但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一群中学生高呼口号,来到铁佛庵,蹬开庙门,用绳索三下五除二就把那些菩萨放倒,呼啦啦抬到大井旁,锤砸斧劈,那么高大的菩萨像原来就是一堆木头、芦柴和黄泥巴。最后是一把火,烧掉了人们对铁佛庵残存的记忆。
很快进入了火药时代。铁佛庵东侧,锡麟街南北头,分别由好派屁派占据,大战尤酣。好派工人农民多,有炸山用的炸药、雷管,他们将炸药混合小石子,包好绑好,安上雷管,权作炸药包,很有威慑力,力量稍占优势。我们伢泼们躲在安全处,急切观虎斗。一日,一人拉响雷管,正准备投向对方人群,不料对面飞来一弹弓,不偏不倚打到手腕上,稍一咯噔,炸药包就在头边爆炸,立即丧命。战场休整时,尸体已被拖走,地上留下两整块脑浆,灰白,像两块少放了石膏的豆腐,碜人。奇怪!竟然没流一滴血。
时间不长,真刀实枪了。那一年冬天很冷。又是一具尸体。年龄不大,20来岁,给对方俘虏了,押到铁佛庵大井边,枪毙的。他双眼无神地看着天空,双腿蜷曲着,双手反绑着,用的就是他自己脚上穿的尼龙袜。
火猛烈,短暂;水柔弱,长远;但杀人无痕。一天,街坊邻居们象奔突的狼群,没人说一句话,踢踢踏踏跑向铁佛庵大井,我也跟着跑过去。到了井边,已经围满了人。忽听八号的陈老头对另一老头低声说,苏先生投井了。我家邻居大多是拉板车,做小生意的,还有象我们家做一般工人的,互称李老侉、王麻子什么的,客气点也就马师傅、刘师傅地喊,但是对街坊做老师的都称某某先生,对他们的女人都称某某师娘,绝不会老张老李地胡叫。我心里咯噔一下,苏老师不是宇文老师的男人吗?我从大人腿间挤进去一看,苏老师已经被钩上来了,放在一块门板上,宇文老师跪在湿地上,正在默默地给苏老师一件一件地换干衣服,没有一句话,没有一滴眼泪。无人说话,万籁俱寂。
宇文老师是我除母亲以外,心理上最亲近的一个女人。她是我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个子不高,有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梳个二道毛子,已有几丝白发。她40来岁,成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我一开始很困惑,教我们语文难道就可以姓“语文”了吗?后来才知道,她的姓有两个字,叫宇文。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她家境坎坷,独生女儿先天瘫痪,我偶尔看见她背女儿到外面晒太阳,小姑娘脸苍白,像个纸糊的人。她先生姓苏,高高长长,戴着一副眼睛,斯斯文文的。我小时候极调皮,上课一点也不老实,经常用图钉把前座女孩子的辫子钉在椅背上。下课铃响,起立,尖叫,课堂轰然大乱。我们教室是那种中式的建筑,有柱子房梁,我有时上课时竟然爬到房梁上,象一只猴子傲视群生。宇文老师极其善良,总是和颜悦色地劝我下来,然后顶多罚站一会。有的伢子没我调皮,却经常遭到老师打骂。宇文老师踏破了我家的门槛,隔三差五就到我家家访,连邻居都羡慕这个伢子遇上了这么好的老师。现在想起来,我从心里真的很依恋宇文老师,很像那种恋母情结吧。
人们后来开始窃窃私语,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大概。苏老师解放前是个小学校长,很敬业,因此被评为模范校长。解放了,这“模范”称号却成为他历史上的一大污点。1958年,他很自然地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留在学校刻刻钢板,临时代代课。文革来了,造反派经常审他斗他。就在他去世的前几日,他们找一箩筐,把苏老师放在里头,然后把箩筐吊在树上,问:“你看到台湾了吗?”———这可不是脑筋急转弯,你若回答是,那你招认是台湾特务了,你若回答不是,他们就会说,难道你想看见台湾吗?苏老师只好一声不吭。扑通一下,他们松开绳索,苏老师连同箩筐直落地上。如此循环往复。苏老师经不住这非人的折磨,丢下妻子和瘫痪的女儿,投了井。他是绝了偷生的念头,头朝下投井的。
邻居帮忙借来了板车,苏老师的衣服也换好了,要送火葬场了,宇文老师这才直起腰来。我和她的眼睛对视了一下,她的眼神是那样地忧郁,那样地无助,但是,眼睛里依然没有眼泪。
从此,我们再也不喝铁佛庵大井的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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