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长相、谈吐、特别是职级,都不咋样,所以要说我曾经在大事上向领导做过一些建议,人家不仅十分怀疑,而且十有八九要摇头大笑。
我确实浅薄不文,但做事还算勤勉,手闲不住,笨脑子有时也闲不住瞎转。1992年,市委常委会议错爱,指调我参与筹建开发区,这更让我高兴得忘乎所以,顾不上只有3岁的孩子,在纵横的阡陌之间干得非常投入。
凭良心说,创业伊始,我的笨脑子转得勤些,而领导们在创业伊始、兴业之初,倾听和采纳建议也容易得多。
大概在建区2年时,我就向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我们开发区要争创“国家级”。
主要领导人一听来了兴趣,叫我把这想法好好说说。并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琢磨着我们开发区要做点什么大事才好”。
随后的一段时间,主要领导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几次说创国家级开发区是我布置他这个大老头做的事情。这话虽然是玩笑,但使我极有面子,也是一种鼓励,真比给我万元现钞还要好。
别的不说了吧,只说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胡平来我们开发区,这实在是一个重大机遇!谁都觉得安庆市抓住这个机遇肯定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我们第一次就拿下“国家级”,那当然就不存在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也就是说,我们与这次大好机遇失之交臂,迟滞了几年搞第二次、又迟滞了若干年搞第三次,一次比一次难度大自是必然,而且我们的发展大不一样,未来我们能不能搞到“国家级”,说实话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机遇具有不重复性。我总觉得,像下棋布局一样,在我们这个区域中,应该有一个"国家级"的开发区。但道理常在、机遇却不常有。抓住机遇,一般来说发展速度、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都大不一样。机遇不但可以改变生存质量,而且可以决定生存质量。
因为第一次我算是始作俑者之一,所以对后来迁延10多年的第二、第三次争上国家级的艰难,我更为关注。我总忘不了第一次(胡平的亲临和题字,以及这之后不久,听说湖北有个不见得比我们好的城市被批为国家级,我不知道是不是事在人为),这种遗憾和情结,总是挥之不去。
其实我个人的实际情况,亦是如此。我错过了许多机遇,所以现在不太咋地,实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徒。也许正因如此,不免认识到机遇的极端重要性,这就好比一直填不饱肚皮之人,常要怀想屈指可数的几次盛宴佳肴一样。
说句实话,机遇,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是多些,慢慢的,就和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机遇越少。这在于个人,是个真理;这在于开发区,恐怕同样如此。
但是,机遇可以改变乃至决定生存质量,却不一定、甚至不可能改变和决定生命的质量。常言说得好:是锥子迟早会脱颖而出———在尚未走到“脱颖而出的临界点”时,不可能锥子就不是锥子;即使错过了种种机遇,锥子也并不会就此变成稻草。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生小子的生命质量,肯定不因理论上的机遇多多,而好于一大把年纪的人。
最要紧的,当然是对机遇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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