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人它为条台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条案条案一般是殷实

安庆人它为条台，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条案。

条案一般是殷实之家才会有的家具，周围好几家邻居就有。教工宿舍西头余老师是位画家，条案背后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的画作，一只苍鹰蹲在枯松的虬枝上，半闭着眼睛，挺严肃的样子，旁边是自写的一副对联。条案上放置的都是他画画的家伙，笔墨、砚台、宣纸、毛笔、镇纸什么的，案下是张八仙桌，不用说，也是他画画用的。房间小，也就七八个平方左右，余老师就在这间斗室里自取其乐。

我家这张只能唤作条台了，原来中间还放了一架老旧的座钟，后来老是不走，就卖给收荒货的了，上面就滴滴嗒嗒地放了碗筷、弟兄几个的课本作业本什么的，蛮实用的。

我的父母一字不识，上溯三五代祖宗，恐怕还是不识一字。父母辛勤劳作，也勉强仅够全家七口人开火仓，交五个男孩的学费。贫寒之家，日子过得栖栖遑遑的，怎么会有条台这类高档的物件呢？

它本身就是一件遗物。

它的主人是位中年妇人，孤身一人，我家的房东，姓甚名谁无人知晓，巷子里的街坊都随孩子，唤她“大姑奶奶”。街坊中年妇女们大多盘一个元宝后髻，抄一件青色斜襟罩衫，大姑奶奶呢，身材高高挑挑的，着一件对襟外套，头发黑白相间，就那么随意地散落在颈脖上。前后巷子里的姑姑婶婶们虽然没有工作，但家家孩子都多，买菜烧饭，洗衣浆裳，从日出忙碌到天黑，大姑奶奶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天就呆在她那间阴暗的房间里。

大姑奶奶的工作对象就在那张条案上的佛龛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高高的长条案正中供着一座白色观音陶瓷塑像，前面有个小香炉，香火终日不绝，袅袅地飘着青烟，房间里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条案两端摆着两个硕大的青花笔筒，一个插满大大小小、粗粗细细的毛笔，另一个里面插着两只鸡毛掸子，砚台、佛经、线装书，依次摆放。大姑奶奶端坐在太师椅上，双眼微闭，手上不停地捻着一大长串佛珠，嘴里叽里咕噜地嘟囔着。

大姑奶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尤其是小楷，功夫自然是经年累月抄写佛经练就的。听大人说，大姑奶奶原是皖北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嫁给一位国军团长做侧室，随队伍布防到了安庆，国军仓皇败退时，抛下了大姑奶奶。街坊邻居中做过别人小老婆的很有几位，居民小组长张师娘长得细皮嫩肉的，还有些文化，原先的男人就是一个职位颇高的国民政府官员，新社会了，便嫁给了拉板车的张伯伯，靠劳动吃饭，贫苦的日子也就过下去了。大姑奶奶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万念俱灰，便皈依了佛门，青灯古佛相伴，靠以前的一些积蓄和微薄的房租打发着日子。

时光捱到了1960年，城市居民开始饿肚子了，粮油供应中不少是“瓜菜代”，平日连猪都不吃的山芋藤晒干磨成粉，四斤冲抵一斤的粮食定量。有天她实在咽不下糠菜，对帮工的张师娘嘟囔了一句，张师娘巧妇难为，就辞了工。

第二天，天阴沉沉的。突然，居民小组长张师娘大呼小叫，招呼我母亲把凉床抬出来，邀了几个邻居，急匆匆地说是去抬大姑奶奶。原来大姑奶奶跳塔了，她是从振风塔第三级跳下来的，头朝下，摔下就死了。我母亲泼辣能干，装殓就由我母亲为主。母亲用清水把大姑奶奶的脸擦干净，把头发梳好，换上干净衣服，把大姑奶奶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大姑奶奶是留有遗嘱的，房子留给了年轻时的佣人，也是一个孤老太。油尽灯枯，大姑奶奶也没留下什么其他财产。我妈出力较多，邻居公议把大姑奶奶的一把毛笔，还有那张条案给了我家。

我结婚时，拆了那张条案打了圆桌。几经搬迁，那张实沉沉的小圆桌我一直舍不得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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