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乐生先生新作《舟行记》就要出版了,嘱我作序。我犹豫了片刻,终究还是应允了。说犹豫,是因为我怕我的笔力不够,不能作出一篇合格的序,更怕我的声望不够,不能作出一篇有影响的序,反让读者见笑,让顾先生失望。但我与顾先生又是多年好友,如坚辞不允,失之不恭,也会让顾先生失望的。考量之后,觉得不如答应的好。我想,即便作不出一篇“给力”的序,说几句与顾先生相关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与顾先生相识于二十年前。平时以“老顾”称呼。在安庆这个小城,我们的相识是一种必然。当时我在报社就职,他是一所医院的院长,因为采访的需要,不时打搅他,因此就有了一些接触。这是一层必然。另一层,从相识到相交,相知,除了某种机缘之外,性情相近,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必然。老顾退休后,我们见面少了,但却常有“不来如忆君”的念想。偶尔打一电话,互致问候,知道他退休后依然很忙,忙慈善,忙教学,忙写作。总之,电话那头每次传来的,大抵是他爽朗的笑声,这让我为之欣慰良久。
老顾是学医的,终生行医。突然写起文章,并常见诸报章,很让我有些吃惊。那时我还在报社,他行将退休,一天,他来小坐,送上几篇散文请我过目。诧异中我仔细翻阅,没想到他很有一点文学的功底。他告诉我,对于文学,他很早就有爱好,并且从未割舍,做医生,救死扶伤要紧,无暇提笔,退下来,他想做一做这件事,小说写不了,巨制写不了,写一点随笔、散文还是可以做到的,也算了却一桩心愿。我这才明白,对于文学,老顾是有一个长久的梦景。也许正因为这个梦景,是我们相知的真正机缘和厚实底蕴。至于他最初何以生成这样的梦景,我不十分清楚,但我想,这与他的很深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这一点,读者从这本散文集中自然会找到明确的答案。
中国是个散文大国。散文有很长的源流,有很多的流派,有很多的大家,可以说是地道的“国产货”,并且蔚为大观。在“白话”散文里,就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有两位大家一直为我所心仪所尊敬的,一是现代史上的周作人,一是当代史上的汪曾祺。在我看来,他们两位之间,有着很深的传承关系。在散文创作方面,他们的笔法和风格极为相似,可见他们的审美和趣味基本是一致的,这就是周作人所说的著名的一句话,他的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做“平和冲淡的文章”。汪曾祺说得更明白,他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这是极美极高的境界。老顾和我讨论过这种风格,眼里流出的是极向往的神情。我十分明白他的心思,与他行医一样,在写作上他也是瞄着一个高境界的目标,这令我对他很是敬佩。
关于《舟行记》,我的看法,是一部不错的散文集。虽然,我不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说不出多少理论和高深的见解,但有两点感受还是很深刻的。一是老顾的文章一如其人,真实。写真实的人,写真实的事,写真实的情,这很好。在散文写作上,我总觉得有个误区,就是强调抒情,我是不很赞成的。自然的抒情,适度的抒情,对作文来说,是必须的;但强调抒情,往往会成为矫情,像汪曾祺说的,“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的话”,那实在令人周身不舒服的。这种毛病,似乎一些很有名气的作家,有时也很难免的,可见写真实的情也是一件不易的事,容易跑调。老顾的散文,不做作,不娇态,一件小事,一个凡人,都写得真切、细致,情感的拿捏也颇为恰当、有度,读起来自然可亲,令人舒服,这就是“真”的给力。二是老顾对美的感悟,细腻而敏锐,这应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底蕴和功夫。在老顾的眼里,一花一木,一山一石,均有美的韵味,美的意境,这不仅说明老顾有着独到的审美眼光,还可以看出他生活的雅趣和处世的乐观。有这样的眼光和情怀,自然就有写不尽的话题,譬如他立于皖河口岸,眺望“一弯渡口,二三渔舟,四五农舍,六七畦菜地”,尽入老顾胸怀,是白描,更是美境。读这样的文字,宛如陆文夫所说,像喝汤,余味无穷。以上说的话,不知是否确切,可得要领,或者是贻笑大方也未可知。好在文学批评上有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叫“形象大于思维”,可以见仁见智的,即便有点差池也无大碍,这让我稍释重负。但我相信,读过这部作品的读者,一定会比我有更多的收获和更深的见解。
老顾写过一首短诗,叫《新的旅程》,我很喜欢。权且引用一下作为本序的结尾:“只带上轻便的行装,走进了艰辛和遥远,生命会长出新绿吗?让寂寞来陪伴黄昏。”退休而后作文,这岂不是老顾生命中长出的一片新绿么———它春意盎然,楚楚动人,令人神往。
二零一三年元月二十日于湖上居
(《舟行记》,顾乐生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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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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