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停伫了脚步,直到这一幕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整个过程没看见一个人投一枚硬币到那瓷碗中,包括我自己。此时,勾起我记忆中的一个乞丐。
那是1973年年底,“上山下乡”的知情陆陆续续地被招工、招生、招干走了。我好不容易谋得了一个空缺,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三间不大的土墙房,一则隔出一个小房间,其余两间为教室。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来到学校,刚走进教室,学生们全都围了过来。“我们学校后面的牛栏边来了一个讨饭的!”“讨饭的真好,他还把炒苞芦(即炒玉米)、山芋干给‘王捣蛋\’吃呢!”“他还给我们讲故事,还教我们唱歌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原来,这个讨饭的已来村里几天了,只是这两天住在学校后面牛栏边的草堆里。学生说的“王捣蛋”,名叫王道堂,由于方言的原因,很接近“王捣蛋”的字音。还因为他母亲去世早,留下兄妹四个,由父亲和年迈的奶奶照顾他们,生活过得很是艰难,一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惨状,再加上平时很是顽皮,“王捣蛋”也就名副其实了。
不知是出于对乞讨者的好奇,还是真的“讨饭的真好”,学生们在课后总往牛栏边跑,有时那儿还传来“我爱北京天安门……”“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歌声。一日晚饭后,我来到草堆边,只见一个与我年纪相仿,衣着有些破旧,但不失得体,面容消瘦,但不见多少忧伤,眯着双眼的大青年,坐在牛栏边的石塝上。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挪了挪双脚,稍稍坐直了些。那个深秋的晚上,我们熟悉了。他是安庆怀宁的一个山里人,家中人口多,从小就患有眼病,因无钱医治,就这样边患眼病,边读书。1964年初中毕业,1965年当上了民办教师。由于家庭成分高,1968年9月,“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进入到了深化阶段,父亲被“清理”出来,进了监狱。他的“民师”也被革职了。听到这里,我的心一颤,他多么像我的“影子”!顿时有了几分怜悯,心中又有几分安慰,我现在还能谋得“民师”的工作。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没有把他像我的“影子”透露给他,因为在那时,像我们这些“非红五类”是不能在一起多谈多说的,弄不好会被别人抓辫子的。
或许是同病相怜之故,我不多的话语,他也能感觉到,我是可信赖的人,我们的话题便多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同龄人,这么年轻,就走上乞讨的路,真有些替他惋惜。“你就这样乞讨下去吗?”“不会的,我在想办法呢。”他告诉我,他的行乞,不仅是为了暂时的生存,更是为了长远的生存——他在收集治疗眼疾的验方,他说人世间好人多,已有两个老者给他验方了,让他回家试着治治。听到这里,我为他欣慰,也为他祝福!
因为是同病,也就多了些相怜。在那个非常年代,像我们这样的另类,傍徨、恐惧,甚至忧伤是难免的。“你父亲现在怎样了?”我问。“他被判刑了,还在服刑,那是历史问题,解放初就已有定性了,我相信总会有公正对待的那一天。”他还告诉我,并不担心父亲的事,而是要治好自己的眼病要紧,只要自己好好做人,什么都不是问题。听着他平淡的话语,看着他自信的神情,我的心里也平静了许多。
那些天,学生们照样喜欢围到他的身边,他照样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照样将炒苞芦、山芋干给“王捣蛋”吃。一天傍晚,他拄着拐棍来到我的住所窗下,说明天要走了。看着眼前的他,我不知说什么好,怎样才能帮他一点?看到他行走如此不便,我便掏出一点钱给他,他怎么也不肯收下,在我的一再执意下,他才千恩万谢,勉强收下。
1981年秋,我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是他的眼疾治好了,并已成家立业。他还告诉我,给我汇来当年我送给他的那点钱,要我查收。读到这里,我心里真为他高兴,更心生敬意。
回顾那天“木板车”的一幕,媒体上的爆料也浮现眼前:乞讨者花样百出,不拘一格,有以乞讨为业的专业户、暴发户;有拐骗残疾儿童组织行骗的……是啊,现在社会扶贫,公益养老,大病救助,低保社保都在建立和完善之中,不是吗?
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只是各人对待磨难、对待逆境的态度千差万别而已。有人说,过度关注自己的不幸,就会给别人带来伤害。也有人说,高贵者不一定高尚,低微者不一定卑贱,这些话语极富哲理。萍水相逢的他,不是名人志士,也并非我的亲人挚友,但确实存在于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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