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安庆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生，名文，字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代表作有《怀鲁迅》《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1938年底，郁达夫携眷抵新加坡。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至苏门答腊避难。 1942年6月初，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西部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在当地华人协助下开设酒厂谋生。因其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被附近地区的日本宪兵队得悉，望其充当翻译。郁达夫自愿充当日军翻译一事，引起当地人的诸多误解和不满。但事实上，郁达夫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5年，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被日军识破，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1983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证书。201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郁达夫为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之列。2015年9月17日，是郁达夫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们特地去了郁达夫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安庆进行采访。

郁达夫的人生重要驿站

郁达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三赴安庆执教，并一度举家定居在此，前后累计近一年。郁达夫写了三篇以安庆为背景的小说：《茫茫夜》《秋柳》《迷羊》，《茑萝行》也不时提到A城（郁达夫用A城指代安庆）。《茫茫夜》《秋柳》《迷羊》，这三篇小说互为关联，《秋柳》是《茫茫夜》的续篇。《迷羊》则同为郁达夫在安庆期间情感生活的变奏。安庆的名胜、公园、庙宇、街巷、妓院、戏楼、茶馆尽入书中。

应该说，郁达夫在安庆的岁月总体上是惬意的愉悦的，很多年之后，他如此追忆当年的安庆时光：

正当江南江北界线上的A城，兼有南方温暖的地气和北方亢燥的天候，入秋以后，天天只见蓝蔚的高天，同大圆幕似的张在空中。东北两三面城外高低的小山，一例披着了翠色，在阳和的日光里返射，微凉的西北风吹来，往往带着些秋天干草的香气。我尤爱西城外和长江接着的一个菱形湖水旁边的各处小山。早晨起来，拿着几本爱读的书，装满了一袋花生水果香烟，我每到这些小山中没有人来侵犯的地方去享受静瑟的空气。看倦了书，我就举起眼睛来看山下的长江和江上的飞帆。有时候深深地吸一口烟，两手支在背后，向后斜躺着身体，缩小了眼睛，呆看着江南隐隐的青山，竟有三十分钟以上不改姿势的时候。有时候伸着肢体，仰卧在和暖的阳光里，看看无穷的碧落，一时会把什么思想都忘记，我就同一片青烟似的不自觉着自己的存在，悠悠的浮在空中。

关于郁达夫在安庆的细节，时人文字中亦有记载，著名的报人张友鸾就曾写过安庆书店和郁达夫的偶遇：“一九二一年，我在安庆一中读中学。那时，我们安徽学生会的几个同学办了贩书部，推销新出版的进步书刊。一个阴雨天，我们正在工业专门学校的门前卖书，来了一位并不显眼的男子，三十来岁，胳膊上搭着雨衣，他要买《觉悟》合订本和郭沫若的《女神》，我们便乘机向他推荐《沉沦》，说这部小说如何如何好，是郁达夫先生的近作，劝他买一部。那人听了，微微一笑：“我就是郁达夫”。是——郁达夫?！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是怎样的惊愕。这样一个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文坛的文学家，竟然实实在在立在我们面前，事隔六十多年，其间的许多事情我早已忘却了，只有这头一回与达夫先生的相识，却是印象极深，历历如在目前。”

郁达夫一生颠沛流离，除了故乡富阳，东京、上海、杭州、北京、福州、新加坡、苏门答腊之外，安庆也是他重要的人生驿站。

本版文字/胡竹峰

郁达夫三赴安庆

汪军，学者，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对郁达夫长期关注、研究，日前在安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根据有关史料和他的研究，我们可知郁达夫曾三赴安庆。

1921年9月初，郁达夫从日本回到上海，在泰东书局主持《创造》季刊创刊的有关事宜，10月1日夜半船抵安庆，到1923年2月携夫人孙荃及在安庆出生的长子龙儿回上海，这近一年半的时间，郁达夫两赴安庆，奔波于安庆、上海和日本之间。这中间他在安庆的时间被分割为两个时期，1921年10月至1922年1月是第一阶段，1922年9月至1923年2月是第二阶段。

第一次来安庆，郁达夫是独自一人的。第二阶段，郁达夫携已怀身孕的妻子孙荃在安庆同住，并在安庆诞生了他们的长子龙儿，这一时期郁达夫似乎埋首书斋，创作出独幕剧《孤独的悲哀》和历史小说《采石矶》。

郁达夫第二次来安庆时，已不再是当初那个放浪形骸在僻巷寻欢的留学归来的文学青年，《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郁达夫从一个默默无名的文学青年一跃为文坛炙手可热的著名作家。他开始在乎很多东西了，同事的眼光，别人的议论，读者的反响，评论家的臧否，还有自身的文学地位。

《沉沦》虽然读者叫好，但评论界却是一直褒贬不一，且始终贬大于褒，“肉欲描写者”、“肉欲讴歌者”、“颓废作家”、“诲淫”、“不道德的小说”等各种帽子都扣在了郁达夫头上，让“天真、潇洒、真诚、自然，而微微带点神经质”（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的郁达夫一下子无所适从。特别是当时文坛领袖胡适的严厉批评。在胡适眼里，郁达夫只是一个英文水平很差的“初出学堂门的学生”，他和他的同事，都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把他们几个外国人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这篇题为《骂人》的文章在1922年9月17日《努力周报》发表后，在安庆的郁达夫几近崩溃，他在给郭沫若写的信中，想投江自杀的心都有。

对于胡适的批评，郁达夫除撰写《答胡适之先生》反击外，创作于1922年11月的小说《采石矶》把身在安徽法政学校教书的自己比作安徽学台朱筠的幕僚黄仲则，把创造社同仁郭沫若比作黄仲则好友兼知音洪亮吉，而把他眼中的新学阀胡适比作戴震，表明他对胡适派学人的愤慨和抗争。

1929年9月29日，郁达夫从上海乘船第三次到安庆，来安庆后的第二天，9月30日，“午前在街上空跑了半天，买《戴南山集》一部。”10月2日，早晨六点起床，“读《戴南山集》数册，《孑遗录》一篇，简要通彻，真大作也！”仅仅呆了一个星期，又乘船逃回上海，10月6日“从安庆坐下水船赴沪，行李衣箱皆不带，真是一次仓皇的出走”。 （10月6日日记）

这一次郁达夫在安庆只待了一个星期，从这一个礼拜的日记来看，天天游山逛水，看戏访书，是很悠闲的，课还没开，并没有什么险恶的预兆。直到出逃前一天晚上，郁达夫还在与安庆旧友聚会，“买帐子一顶。晚上约旧友两人吃晚饭，谈到十年前旧事，黯然神伤矣。后天要开课了，生活的行程，怕又要变一变过。”（10月5日日记）

据安庆地方资料记载，郁达夫出逃的原因是安庆朋友邓仲纯告诉他省教育厅厅长程天放说他是赤化分子，准备迫害他。这个理由很牵强，程天放是江西新建人，五四时期就学于上海复旦大学，曾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选为会长。 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并曾任加拿大《醒华日报》总编辑，回国后担任过江西、安徽、湖北的教育厅长和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校长，著有《欧亚归途》、《美国论》、《胡适与中国》等。无冤无仇，这样一个履历完整、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要迫害一个安徽大学高薪聘请来的教授，似乎说不过去。我倒是认为郁达夫走之前的那天晚上的日记透露了一点信息，令郁达夫黯然神伤的十年前旧事，也就是在他任教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有郁达夫自己知道。也许郁达夫这么匆忙地赶来就是为了要寻觅旧情的，而现实已经是物是人非，他突然觉得没意思，就借机离开了。 采访人胡竹峰19世纪20年代的安庆城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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