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新文化百年》丛书后记

·金肽频·

一百年前的今天，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正式面世。它是一声号角，撕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是一面旗帜，让一批在黑暗中寻寻觅觅的先进思想者，握持了中国文明的曙光；它是一次日出，从中华民族几千年思想史的地平线下跃然纸上。这本小小的油印刊物，从此承载了中国人的文化命运与精神情结。距今已整整一百年过去，它在历史的深处依然熠熠生辉。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上，没有哪一本刊物的影响力超过《新青年》。

作为当时省会的安庆，曾有一批文化志士加入到《新青年》的队伍中来，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难得的贡献。除了作为主编与创办人的陈独秀之外，如高语罕、高一涵、苏曼殊、潘赞化、王星拱、程演生、方孝岳、陈望道、陈乔年等，均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骨干，其中高语罕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主将，是陈独秀的副手，这些《新青年》杂志当中的安庆元素，对刊物发展起了很大推波助澜的作用。年方二十的方东美，1919年与北京南下的学生代表段锡朋、周炳琳、陈宝锷接洽，参与发动了南京的“五四运动”。因此可以认为，安庆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有着独特贡献的城市，壮阔不惊，却波澜四射。

《新青年》杂志创办已整整一百年过去，作为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没有理由不编辑出版有关新文化运动方面的书籍，这也就是本套丛书的由来。历史走过去一百年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是否完全彻底地改变了中国旧有的文化生态与形态？对于今天而言，新文化运动是否也有未竞的使命？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时代命题。一百年来，我们一直走在文化变革之路上，而且今天依然需要更大力量地行走，尤其当文化成为国家竞争、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时，文化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深深置根于历史之中，张开思想的口袋，承接雨露、阳光，也包括尘埃与砂粒，时时警醒自己，才能走在通往远方的道路上。一百年过去，“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依然需要我们去擦亮，去完成，去实现“中国梦”。

从酝酿之初到付出行动，再到结出硕果，这套丛书整整历经四年的光阴。遇到许多困难时，我以常人难有的毅力坚持了下来，尤其在夜阑人静之时，那本小小油印刊物上跳动的铅字，那比灰尘更浓稠的油墨味，就从历史中透射出光芒来。唯有奋力向前——这也是当年“新青年人”的姿态，我们今天依然需要这样前行的勇猛姿态，才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我组织了一批安庆本土的重要作家、诗人及全国高校的著名学者，利用业余时间，共同推进了这项雄大的策划——《安庆新文化百年》丛书七卷。

这套丛书的编选宗旨是集结安庆百年间的名家名作，当然也应选入年富力强的新生代代表人物。这是安庆历史文化的延伸，年轻人的身上承载了新的文化使命。如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盛琼，“人民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江少宾、胡竹峰，优秀散文家汪惠仁，有全国影响力的杰出诗人陈先发、先锋诗人余怒，青年优秀评论家杨庆祥，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全国著名学者张国刚、查显友、朱万曙、王彬彬、胡阿祥，中国画当代名家朱松发，全国著名画家朱春林、蔡葵、王平、何晓云、张耕及当代优秀书法家吴礼奇、张沧、胡永刚、陶启富、朱礼德等等，他们是明日的安庆文化之星，是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人，也是未来广阔时代的开启者。

任何一本书或者一套书，都不可能是大包大揽的那种完美。本套丛书编辑之初，编委会即面临了这种困境。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不得不舍弃了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余英时先生的作品，还有诸如李光炯、凌铁庵、余协中、方守彝、胡远浚、陈澹然、储皖峰、汪少伦、邓季宣、徐天闵、张皖光等一小部分安庆籍的名家，乃因资料的匮乏、或时间的仓促，这十多位名家作品本次未能选入，实是莫大的遗憾。以后有机会从事安庆历史文化的研究时，我会弥补这样的缺憾。

秋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因为冬天过去，春天就近了。这套丛书切切实实是安庆百年文化的一个秋天，在《新青年》百年诞辰之际，我们为安庆文化端上了一桌丰硕的盛宴。历史文化需要整理、发掘，当然也需要整合、塑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不让历史文化成为一种精神沉积物，而让它不停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文化张力，这是今天的人们皆应积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本套丛书不是学术性的总结，更不是“史”，而是安庆新文化百年创作成果的基本汇集，是我们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一条精神走廊！

（本文系《安庆新文化百年》丛书后记，本报刊登时有删节。此套丛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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