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大雾里去见占庄

□合肥 余同友

在我心中，有两个占庄，虽然它们都指向了一个明确的地点：皖西南潜山县余井镇的占庄。

一个占庄，是家谱上的占庄，几年前，一位主持修余氏家谱的老先生从潜山来到我们那个江南的村子里，他拿出一本影印资料对我说，“你看，这就是你们这一支当初在余井的老屋，占庄老屋，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了。”我端详着那纸上的占庄老屋，虽只看得见一个不高的门头，一排低矮的民居，却忽然有了很多的想象。一百多年前，为躲避长毛之乱，一个朝霞灿烂的清晨或是北风吹彻的黄昏，我的祖先带着妻儿老小，拜别占庄的亲人，用一担稻箩挑着全部家当，决绝地离开这里，往江南去寻一条生路。

于是，另一个占庄出现了，它顽固地出现在祖先的口头与记忆的源头，一代一代地在江南传了下来。这个家族记忆中的占庄，清晰而模糊，它应该有一棵粗大的老树，有一片连绵的山岗，有一畈春种秋收的水稻田，有六畜，有炊烟，也有传奇。小时候，关于占庄我听得最多的就是一个叫余谊密的人的传奇故事。据说，他是民国年间的安徽省政府代省长，他是很能体恤民情的一位开明乡绅，结果却被杀害了，连他的死也充满了玄妙的宿命意味——他从省府回到占庄老屋时，一阵风吹过，他头上的礼帽掉了下来，一旁的孙子大叫，“爷爷，爷爷，你的头掉下来了。”余谊密听后，惨然一笑说，“我命休矣。”果然，当晚他即被人伏击捉拿，砍头示众。

其实，这两个占庄都有相同的属性，它们都是被描述的占庄，被记忆的占庄，真实的占庄会是什么样子？乙未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于去见了占庄，一个落实在大地上的村庄。

我是在一场大雾中走进占庄的。乳白的雾裹紧了这个小村。这让我的进入有如一场梦境。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是飘忽的，脚步也一下子犹疑起来。眼前是一幢老屋，黄土砖，鱼鳞黑小瓦，朴素的样式，约有五六间一字横开。同行的黄老师告诉我，占庄老屋以前有近一百间，余氏家族几百口人聚族而居于此。这倒有点像客家的围屋了，一百间房子，那就是一百户小家庭啊。日落时分，牛羊下来，一家家的油灯点亮，组成了一个个光的花瓣，那是怎么样的景象？走进老屋，屋内基本已无人居住，但一方天井，一个灶台，一条长木板凳，还是能让人依稀想见当年的生活场景。

走出屋里，我发现，眼前的一切和我想象中的竟然一模一样。在我的江南想象中，占庄该有一棵老树的，果然就有。几人合抱的大枫树，底部中空，树根凸起于地面，而阔大的枝叶则笼盖了老屋的上方。这一棵老树一下子让老屋有了归属感和历史感。也该有一口水塘的，果然也就有。水面上水汽浮荡，有两个妇人在洗衣，三只鸭在戏水，老树的身影倒映在水上。那么，还应该有什么呢？应该少了水田。我近乎固执地认为，黄梅戏《天仙配》说的就是这里的人事，戏里那棵大槐阴树其实就是我眼前的大枫树，而董永就是我的邻家大哥。七仙女明明唱了“你耕田来我织布”，那这里就该有一畈水田的。我询问大树底下的一位妇人，这里没有水田吗？她指指一边的山岗说，“有啊，那边。”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只几百步，踏上一处小山岗，视野里便呈现一大片稻田。稻子早已收割，此刻，田里稻茬枯黄，而更多的田地长满了荒草，大概有几个季节都没有耕种了，它们也浸润在大雾中。

我在山岗上站立良久。我看着大树，池塘，老屋，田地，这是构成一个人的故乡的基本元素。我忽然发现，眼前的一切与我的那个在江南的村庄有着惊人的相似，大树，池塘，老屋，田地，是否，我那位带头迁徙的祖先，一到江南，便年年刻意复制着江北的这个村庄的一切？是的，有了这一切，也就有了活命的地方，有了生生不息的子民，家族也因之而有了灵魂。所以，历经百年，江北的血脉依然存活在江南的那一支后人的身心深处。

大雾没有消散，反而越来越密集地包裹着这个小村。有点像《天仙配》的结尾，天地迷蒙之中，迫于天帝的威压，七仙女含泪与董永分别，村庄从此孤独而寂寞。这更像是一种隐喻。在占庄老屋原址居住的只有两三户人，更多的人家都迁到了离公路更近的地方，即便是迁出的人家，也多是院门紧锁，他们去往了更远的城市，像全中国大部分村庄一样，凋敝是他们的集体病症。曾经，他们围绕着一棵树、一口塘、一片田聚族而居，如今却纷纷逃离，人们不再对这些有依赖与敬畏了，他们开始相信别的东西了。一棵树、一口塘与一个村庄、一个家族之间有着怎么样的精神关联，人们似乎并不在意了，它们被集体忽略了。

离开占庄老屋，才走出几十米，看见一块墓地，上前辨认石碑上的文字，“谊敦一本”，这些家谱上排列着的辈分在石头上刻得很深，我再次回望占庄老屋，大雾依然遮掩着它，像遮掩着一场梦境。我承认，我并没有清晰地看见我的占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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