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东庄 余同友

余同友，七零后，祖籍安徽潜山，出生于皖南石台县，现为《安徽文学》副主编。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联首届编剧高研班学员，有中短篇小说多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

东庄的木器

条几。这是每家必备的家具，一个带肚的长条，类似于放大了的课桌，放在堂前中堂的下方，它好像一块镇纸，镇在每家，如果哪家没有这个玩意，那简直就不是一个家了。条几的作用是，平时放水瓶、茶杯、麻将等等乱七八糟的，但每逢过年了，条几就会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主事的人恭恭敬敬地，将祖宗牌位正放在条几中央，再摆上一块鱼一碗饭，将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祖宗们接回家过年。另外，条几的一生也要经过几次大世面，比如，这家的儿子女儿娶媳妇嫁女，或者是老人过世了，条几会被装饰一番，做成喜堂或灵堂，跟着一村人悲喜一番。条几像村里的老人们，沉默寡言，但遇见了大事，就非他们出面不可。

升子。乡间除了秤以外最重要的一种量器，就是升子了。用薄薄的木板围成一个正方形，中间隔成几个小隔，像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升子卧在家中的米桶里，一日三餐要吃多少米，全靠升子来量。也许是在米堆里泡久了，升子全身散发出米香，通体上下光滑滑的。关于升子，东庄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一斗米养个仇人，一升米养个恩人。如今，木升子在乡间不多见了，有许多人家用塑料的水瓶盖量米了，总觉得少了一些味道，不过，那名句俗语还是在村人的口头上流传。

火桶。火桶是冬天用的最多的木器，下面放着火钵，火钵上贴着桶沿，放了一个横竖相间的木头折子，人就坐在桶沿上，脚和腿放在木头折子上，火钵里的炭火热气就源源不断地烘烤着人。在冬天，落雪的日子，没有农活干了，村里人就一人孵一个火桶，坐在八仙桌边，喝酒、吹牛、打麻将。对于火桶的好处，东庄人也是有说法的——手捧苞谷果，脚踏力炭火，除了皇帝就是我。

站桶。从远处看，站桶就像一个喇叭裙，上小下大的一个桶，上桶沿刚好放进一个小孩的身子，而桶下面的广阔空间，是给孩子活动的——东庄的小孩子到了七八个月的时候，大人们要下地种芝麻收玉米，就将他们放在站桶里，不用担心摔倒，也不用担心会尿湿，因为在屁股那地方横放了一个木挡子，一撒尿就从凹下的木挡上流走了。这应该是东庄的一个发明吧，那个年代在东庄长大的孩子，哪个没有站过站桶呢？

新嫁娘的木器。女儿要出嫁了，娘家无论如何也要给女儿配齐嫁妆的，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三盆四桶了。女儿和男方订了亲，做父亲的就会跑到山上，精心挑选好杉木，放倒了，晾干，解成板，就请了桶匠来家。盆有脸盆、脚盆、澡盆，桶有火桶、挽桶、子孙桶、鞋桶，这些大小不一的盆桶做好了，砂纸打光，上桐油，再刷上红通通的漆，晒在屋檐下，一个村庄都能闻到新木器的木香、桐油香，就会说，哦，东头老春爷家的巧珍要出嫁了。经过这家门前的人也都会问一句，订在什么日子呀？主人必笑眯眯地说，二月二。到了二月二，迎亲的那天，这些木器上还会被贴上红红的喜字，拖上车子，随了东庄的闺女一道，过河，上路，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一直到入了洞房。入洞房后，别的盆桶被摆到一边，只有子孙桶会被隆重推出，拿出桶里面的染红了的煮鸡蛋，叫来村里一个伶俐的小男孩，掏出小鸡鸡对着子孙桶尿一泡尿，于是，这小孩子就得到了一只煮鸡蛋的奖赏。小时候，我经常充当这样的角色，反正尿了一泡后，大人们就很高兴，当然我也高兴。后来，我才知道，子孙桶就是马桶，那是希望新娘子很快能生出小宝宝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我再也不去撒尿了，这一事业被村里的保明接任。

在东庄，木器东西还有很多，几乎所有日用的东西，都能用木头做出来，从锅台上的锅盖，到猪栏里的猪食槽，伸手可触的就是木器，木器东西越用越光滑，用长了，表面就泛出一种深深的光泽来，握在手里就觉得舒服。

东庄里的村庄

东庄，其实是一个行政村的名字，在十里畈上下，像一根粗壮的瓜藤结下了许多小瓜，它也有七颗连在一起的小村。

最上面的小村叫雷打岭，简称雷岭，据村里人说，是有一年，天上一个炸雷炸掉了半边山，露出了一个岭。雷打岭确实有一个岭，并不高，但山上林子密，岭下是半边黄乎乎的黄土，走到那里就觉得身上麻嗖嗖的，头毛皮子发颤。有一次我和捡狗到雷打岭山上捡槠栗子，在黄土里发现了一块白东西，再一看，竟是一个死人的头骨，昂在那里，呲着白牙，吓得我们一口气跑回家，心里还在嘣嘣直跳。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应该有传奇发生的，也确乎出了一个传奇人物，县志上都有记载的，在解放前，村子里出了一个土匪，姓洪，身高一米八，很是勇猛，方圆几十里人都称他“洪张

飞”。解放前夕，他被镇压了。

雷打岭下面一里多路的地方，叫岩山。这个村子里的人多是从江北潜山县搬迁过来的，大多姓余，村子里前前后后都是亲戚了，我家当然也是这众多余姓中的一家。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边有用厚重赭红的石板做的洗衣石，一天到晚，女人在那里洗衣洗菜，牛在那里喝水反刍，洗衣石边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要两个人抱吧，树根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底，一到夏天，村子里的男人就盖着草帽，躺在冰凉光滑的洗衣石上打呼。

枫树坳。枫树坳人家做房子多是靠着村路两边，一个小集镇的样子，吃饭的时候，家家大人小孩端着碗蹲在门槛前，一边吃饭一边互相说着话。枫树坳跟岩山相连，但枫树坳人口多，田地少，就常有人拿了砍刀摸到岩山的山上砍柴，这种行为多少影响了两个村的友谊，放牛娃子在一个山头遇见了，除了口角上斗一斗之外，有时候还要在林地里滚上一滚，直到双方都鼻青脸肿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必须要经过枫树坳，有时候战争也要延续到村中来打，枫树坳的小孩子埋伏在房子后面对我们发动攻击，因此，我们每天路过枫树坳都是高度警惕的，手里提着皮弹弓，书包里放满了小石子，像穿过敌占区。

再下边就是王垅了。夏天，暴雨来了，多是起南风暴，我们村子里的人，就手搭凉棚，往西南方向张望，嘴里说：“雨脚到了王垅了，快收酱钵子。”王垅成为我们张望的地方。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曾经在心里喜欢过一个同桌的女生，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她好像要比我大一些，总是在下课的时候，偷偷地塞给我一些炒蚕豆，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炒蚕豆握在手里的微温的感觉。

朱村是十里畈的中心点了。村部也设在这里，村部旁边有油坊，供销社代销点，一个并不天天出摊的肉案子，以及东庄小学。我们买盐，打香油，都要到这里来。东庄的油坊一开始是木榨的，一个人脱了衣服，只在腰间围了一个油裙，嘴里嗬嗬地唱着调子，搬起木榨锤，轰隆一声，向榨床撞去，浓浓的香味便弥漫开来。那时候，我们村子里的人都羡慕油匠师傅，马金应说：“那油坊里的人炒菜，那油，啧啧，菜吃光了，一碗底的油！”

朱村以下依次是红星、船形了，离我们村稍微远了一点，这两个村的人，都会养猪、养鸡，家家院子里，都有一群小猪把鸡们撵得跳上丝瓜架，热闹的很。最让我们村里人服气的，是他们人家的孩子会念书，出了许多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有一个人家竟然出了两个博士，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这让我们村的人见了他们，总显得很是尊敬，也很没脾气，大人日里见到了红星、船形的人，晚上必定要叫过自家的儿女，狠狠地训一番，说，你看人家老李家的两个书念的，中国都念完了，到外国念了。

长在东庄的作物

黄豆。早稻秧插下去了，田埂上光秃秃的，母亲便跑上木楼板，搬开瓮口的大石头，伸手在瓮里摸鱼一样，摸出一把把黄灿灿的黄豆子，点在了寂寞的田埂上。我还记得点豆的情景，母亲用长锄勾出一块土，后退一步，我上前丢下两三粒豆子，母亲再勾第二块土，顺势用第二块土盖住前面的一个小坑，从远处看，就像一只水鸟从水面掠过，撩起一串串水花。那时的那个季节，东庄广阔的十里畈上，到处都是点豆的人，也因此，到处都是那撩人的水花花，是点豆，让田埂一年欢跃一次。

角豆。我们那里人说羊角、牛角的“角”，念“各”，更奇怪的是，把角豆说成“羊角”，角豆有哪一点像羊角呢，我看不出来。角豆种起来要麻烦一点，必须要搭架，就像爱美的姑娘家，非要有个戏台子她才肯开口唱戏，角豆要在架上站稳了，才肯开出淡紫的花，结下修长的豆角来，角豆的豆子很好看，熟了的时候，全身通红而莹润，能照出人影，弯曲的地方纹着一道浅浅的黑线，像姑娘们的眉毛。我上二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叫月珍的女孩子，她有一次把角豆米串成了一个项链，挂在白净的颈子上，那是我看到的最美的项链啊。

芝麻。蛇有蛇路，鳖有鳖路，蟹子无路横爬。这是东庄人常说的一句话，其实，用在东庄的植物们身上也合适。南瓜要种在篱笆边，花生要种在沙地里，芝麻呢，见缝插针地补在山上的边角地里。种芝麻最大乐趣是收获的时候，先砍倒芝麻们，将它们一丛一丛地拢在一起，晾晒几天，待它们身上酒杯一样的壳张开了，就垫上竹簸箕，将它们倒过来，轻轻拍打，情形就如哄一个淘气的小孩睡觉，这时，一粒粒黑黑白白的芝麻粒应声而出，在簸箕上打滚。山上有许多动物为害，野猪拱山竽，狗獾啃玉米，猴子要碰到什么害什么，但猴子们不敢碰芝麻，它们有时好奇地看我们收芝麻，我们就抓起一把芝麻，向它们身上甩去，它们惊得一跳三尺高，吱吱地叫着跑走了，原来，它们以为那是一群虱子。

南瓜。在东庄，南瓜是被叫成北瓜的，是不是意味着这种植物是在东庄以北的地方传过来的？在东庄的植物中，我觉得南瓜花开得最漂亮，缀着露珠的清晨，竹篱笆上，南瓜花完全打开了自己，那种黄，黄得彻底，黄得绝决，黄得能照亮人的脸。很多年后，我曾读到过一个诗人的诗，他写道：“南瓜花呀南瓜花，噗地开成了金子”，一个“噗”字用的妙呀，他一定是种过南瓜的，因为没有人能看到南瓜花是什么时候开的，它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就开了。

高粱。小时候，在东庄小学读书，看到书上画的高粱，我和同桌的钱富贵相视一笑，不就是后山坡上满坡的“流髻”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我想，在东庄人眼里，那些高粱穗子就是女人一绺绺流动的发髻吧，东庄人有时还有些想像力的。高粱对我们的诱惑，还是它的秆子，手指头粗细，撕去外面的一层绿衣，一节一节地啃，甜甜的，在那个缺少糖分的年代，它是我们难得的甜食。秋天，高粱红了，高粱穗子收下来，挂在屋檐下，一个冬天都红通通的，特别在有雪的日子，它们就是一串串乡村的红灯笼。高粱产量低，非要磨成粉才能吃，这般麻烦的事，现今的东庄人早就不种了，东庄的坡地上再也没有了那种红天红地的高粱红了，这就像有另外一些东西，也从东庄走失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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