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恩人“结仇”

大约是在1965年的夏天，宿松县的干部职工自发地掀起了学游泳的高潮，下午提前一小时下班，去西门外大沙河游泳。河中多是年青人，有会游泳的，也有不会游泳的。我属于旱鸭一族，但见河水只齐胸深，河床沙粒清晰可见，也就跟着众人跳进河中，乱划乱蹬，每天从不间断。

一个多月过去，我居然也能浮在水面上胡乱划几下。不过没有专人指导，不得要领，划不了几米远，总需要在水中站一站。

一天，单位几个会游泳的伙伴说沙河水浅，无法施展手脚，要去水库，我也是久闻水库之名，出于好奇，竟同他们一道来到水库。果然水库不比沙河，水的颜色碧绿，四面群山环抱。开始，我只能一人站在水库边，欣赏四周风景，看着他们畅游，自已不敢下水。后来同伴们在不远处一个小岛上休息，鼓励我试着游过去，他们一定认为短距离没有问题。我一看不超过10米远的距离，竟不自量力地真的往那边游。孰料刚游到一半，习惯性地站起身，此处恰好处于“水塘子”位置，水深至少三、四米，我一下子沉到水中，正在挣扎之时，一双大手将我抓住，是同事高某一把将我拉了上来。上岸后，自已才感到后怕，如果不是高的救助，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一直感念他的施救之恩。

可世间事就是戏弄人，不到一年时间，全国性的运动从上而下展开。随着运动的深入，我和高对出现的某些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从争辩到私交断裂，水火不容。膨胀起来的‘派\’性泯灭了良知，扭曲了人性，过去的知恩、感念，变成了激烈的攻讦和深刻的仇恨……

高是好人，处事果断，为人耿直，运动后期，调往工业系统某个岗位担任领导，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减少。1974年我被借调到县工业办公室，又偶有接触。当年12月份，县里决定高和我等数人往河北唐山参观遵化五小工业。我提起当年恩“仇”事，高哑然失笑：“早忘了！”

此后,我回到安庆定居，高可能至今仍留在宿松县城，我们各处一隅，联系更少。可每当我想起这段恩“仇”,感念之心和歉疚之情总会油然而生，久久不能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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