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的世界，做堂吉诃德 ——专访茅奖首位80后评委、皖籍学人杨庆祥 □本报记者 束舒娅\文 卢志永\图

杨庆祥

Q：作为本届、也是茅奖有史以来第一位80后评委，能不能简单和大家介绍下评选的过程？

A：自5月份茅奖评奖办公室公布252部参评作品，评委们就开始通读作品。61名投票评委从7月29日到8月16日共进行了6轮投票。最后，按票数高低，前五部即为本届获奖作品。

Q：您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是如何理解的？

A：我想，除了要符合茅盾文学奖评奖基本要求外，至少有以下几个标准，第一，作品应该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第二，作品对长篇小说写作艺术有一定的贡献或者说推进；第三，不仅是一部好作品，同时也是一位好作家。

Q：茅奖的评选标准有诸如“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等指标。今天的评选是否还依循这个标准？作为评委，你觉得这些标准过时了吗？

A：茅奖1981年设立，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必然会很强调意识形态。这么多届下来，从历届的获奖作品也能看出，茅奖的评选在逐渐从单一的政治判断扩大到关注文学本身的艺术性和探索性。

我在前面已经回答了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几个基本标准，你觉得过时吗？如果你觉得这个标准陈旧，那我认为诺奖也基本可以“休息”了。其实对于文学这么古老的艺术门类来说，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阅读趣味和审美标准，但有些尺度却是永恒的，就好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认为《诗经》、《荷马史诗》以及《红楼梦》伟大一样，我相信再过一千年，人们依然会认为这些作品伟大。

在某些具体的时段，因为语境的影响，会有一些新的观念产生，但这些观念并不是要彻底推翻以前的观念和标准，而是丰富和完善已有的观念和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不能刻舟求剑。当然，也只能是在这个意义上。

Q：您个人对今年的入围作品有什么评价？

A：作为读者和作为评委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读者可以完全依照个人的喜好来选择作品，而评委，则需要依据评奖要求来选择作品。评委，首先得是职业批评家。作为评委，我必须抛开个人阅读的偏好，站在文学发展和文学史的角度去理性考量作品。前十名提名的作品基本上呈现了我的想法，我个人的选择在其中都有。最后的五部也是在大家有共识的基础上选出的代表性作品。我觉得最终名单基本反映了最近四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成绩。

Q：这次参与评奖的总体感受是什么？

A：总体感受可以用四个词来形容：严肃、紧张、热情、活泼。“严肃”就是大家都非常认真，因为这是中国最高文学奖，有那么多的读者、媒体和作家都在关注这件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紧张”就是这么多的作品，这么多天的讨论，每一次都会紧张。评委们都是以十足的热情、十足的干劲在那里工作，我们每天就吃自助餐，吃完就阅读作品，开会讨论，投票表决，一轮一轮地筛选。很辛苦，有的评委半夜还在读作品，饿了就吃方便面。我们唯一的休闲方式就是晚餐后到对面八大处公园散步或者爬山，这个时候每个人就把那个严肃的面孔放下来，显得稍微活泼一点。

“比自己的心灵更原创的心灵”

Q：您在随笔集《80后，怎么办》一书中对80后的整体创作并不满意，曾指出“80后是失败的一代”。您觉得当下的青年作家写作有哪些问题？

A：对青年作家的创作不是不满意，而是有更高的期待值。每一个批评家都有自己独特也可能是偏执的美学趣味。就我个人来说，我之所以对目前80后写作不是特别满意，主要是从历史想象和社会互动这个角度来说的。在我看来，80后的写作目前还过于自我化——而且这种自我是一种很虚幻脆弱的自我——没有将“自我”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里面予以建构和丰富。所以我说，80后写作必须从成长中解放，从青春文学的气息中解放，从文艺腔和小清新中解放。

Q：您觉得要如何摆脱这样的文学困境？

A：每个时代、世代都有其精神的困境，因为生存首先是物质存在。文学是只属于少数人的，是一种高端消费。具体到作家们的写作，常有人要我推荐书单。我倒更倾向于推荐一些和文学无关的书，应该建立一种“大文学”的概念。我们不能只去读卡夫卡、乔伊斯，更要关注卡夫卡、乔伊斯他们是如何成长为大师的。当然，卡夫卡、乔伊斯这些肯定也还是要读的。

当下主流的一些理解，往往短视而狭窄。我们的心灵都是二手的、装修过的。青年作家们不妨放宽视野，解放思想，在“大文学”的阅读中觅得比自己的心灵更原创的心灵。

“勇敢接受，进军无名世界”

Q：很多人觉得今天虽然书越来越多，但好书却越来越少，曾经的经典也很难再见。对于这一情况，您怎么理解？

A：伟大的经典都是读出来的。经典，是基于阐释系统来实现意义增值的。从小范围的口耳相传到登上通识教育的文本，这其中需要漫长的岁月。另一方面，经典又是当下构造的。比如陶渊明，在他的时代，只被视为三流诗人。直到苏轼，陶渊明才被正名。杜甫也是一样。文学，在总量上是做加法；但文学史是做减法，99%的作品都会被淘汰，终只能是关在图书馆，成为文学的幽灵。茅盾文学奖，其实也是一种遴选，选择很残酷。

Q：那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

A：这一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埃斯皮卡尔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中指出，20年后未被遗忘的就可视作好作品。不过，这一期限，放在当下，已经显得远远不够了。我想，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好的问题，找到某些心理或情感的共鸣。

Q：对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经验可以分享？

A：去阅读，去感悟，去实践，一定不要停止独立思考。广泛阅读，与那些伟大的心灵、原创的心灵对话，可以让我们懂得如何更好地与自己相处以及更好地认识世界。比如，这几天大家都在关注巴黎暴恐案。与其对伊斯兰民族谈之色变，不如读一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读一读张承志的《心灵史》，也许你的看法和认识会更深刻。

阅读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当你的自我完全铸就时，就不再需要方法了，而只有你自己。纵然我们的面前有大量无名的消失在深渊的作品，但我们不妨像堂吉诃德一样，勇敢进军前方的无名世界。一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你知道这个世界的鄙陋、僵硬、冰冷，你知道你最后所有的努力都不会有所回报，但你依然努力地去做，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记者手记：

在滁州学院见到杨庆祥时，若不是随行的老师介绍，第一眼大概真的会以为是在校学生。晚场讲座伊始，杨庆祥甫一登台，就引来满座同学惊呼：“呀，这个老师萌萌哒！”

两场讲座、一段专访，眼前这位年轻的80后学人旁征博引，分享了很多独到而精辟的见地。这位外表文弱秀气的文学博士，谈及的却常常是铁板铜琶，文史哲政经通通信手拈来，视野开阔。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年轻的文学批评家竟也是一位诗人，少年时期就屡有诗篇，至今仍在诗坛活跃。

跨界写作，精神上的敏感与浪漫、现实中的勤奋与慎思，如此融洽地在杨庆祥身上交织。这位以韦伯英雄伦理观为讲座收尾的学人，身上大概也流着堂吉诃德的血液。

杨庆祥说，阅读里存在一个悖论，读得越多就越容易像那个丹麦王子，犹疑不决；那些有执行力的果敢，往往都来自野蛮未开化的民族，就好比古罗马反被落后文化打败。然而，在阅读的世界，与看不见的魔法做永远失败的战斗，也许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

杨庆祥，男，1980年生，原籍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

《西涧周刊》对话杨庆祥

《西涧周刊》=Q 杨庆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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