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家信的由来

林纾与青岛的渊源，主要缘于他写给在青岛德华学堂读书的三子林璐的家书。这些家书从1913年2月12日的“第一书”开始，林纾就反复叮嘱林璐把他的来信 “订成一卷，尔随日可看一过”“此书为第一书，汝留下订成一卷，时时展读不唯触目警心，亦可学些笔墨也”。林纾称这卷家书为“青岛家信”。 1915年林璐转回天津德华学堂，同年8月24日林纾在给他写的信开头，嘱他“此信归入青岛家信，订作一本”，尽管林璐此时已离开青岛到了天津。林纾之所以要求林璐把他写给天津的信订入青岛家信卷，也未见林纾嘱林璐把天津的信另订作“天津家书”，是因为他感到林璐在天津读书的时间不会太长，希望青岛战事平息后，还能回青岛读书，甚至认为到上海读书也不妥，认为那里没有好老师：“今年天津，明年不定，当往上海。闻上海亦无好教习，最好欧战能平，再往青岛，则妙极矣。 ”（1915年9月28日）可见林纾对“妙极”的青岛始终念念不忘。

林纾给林璐的青岛家信不是随意而作，而是一开始就打算要好好教训这个在天津读书时就违犯过学堂规矩，“曾经记过，几为天津学堂革退”的儿子。现在这卷“青岛家信”被收入《林纾家书》中。

《林纾家书》共收录林纾家书一百通，另有训子遗书四通，除有七通是写给长女林雪之夫婿郑礼琛之外，其他都是训诫其子林珪、林璐、林琮的，其中主要是训诫林璐的，有六十五通之多，而在这六十五通林璐家书中，有三十五通是写给林璐在青岛德华学堂读书期间的。林纾的家教训子书在文坛颇有名声，被比作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因文获罪、被司马炎杀头之前为十岁儿子留下的著名《家诫》，彰显了他们亲和而谨严的教子之道。

这些林纾写给林璐的家书大都是新近发现的，由年近八旬的林璐之子、林纾之孙林大文2010年秋提供的。不过他提供的这些封皮标记为“畏庐老人训子书”的手稿，已不是林纾的亲书，而是由其堂侄，也是其学生，曾在北平晨报社任编辑的林仲易抄录、赠给侄孙林圣明珍藏的。原件已被林璐“易米”，不知下落了。幸好在他“出手”前，由林仲易抄录留底，否则今人恐怕看不到这些百年家书，不知道林纾如何训谕这“不干正事”“朽木难雕”的三子，更不知道林璐在青岛德华学堂就学时的所作所为，同时也不可能让我们了解到一百多年前青岛的一些社会风貌，人情世故了。

青岛家信中的洋学

林璐是林纾再婚后与杨道郁1899年生育的第一个儿子，乳名祥儿。因林纾与前妻（病故）还育有二子，故林璐在儿子里排行老三。林纾夫妇对林璐钟爱有加，在生活和学业上尤为偏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身为北京五城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讲席的林纾携妻挈子赴天津避难。时年林璐只有十三岁，已显现出一些文采，林纾誉他 “璐子年十三，文笔已清腴”。但林纾并没有让他在国学方面继续“清腴”下去，而是把他送到“洋人”开办的德华学堂去读“洋学”。由此看林纾的教子思想并不泥古而保守。

如果说林纾携家人避难天津，让林璐读洋学堂有些临时性或偶然性，但林纾返回北京后，仍留林璐在天津寄读德华学堂，则说明林纾是有意而为之了，而且1913年2月林纾又将林璐转学至青岛德华学堂。日德青岛之战，德国战败，青岛德华学堂停办后，1915年又让林璐回到天津德华学堂，继续读洋学。可见具有饱古之学的林纾对洋学不仅不排斥，反而主动送儿子去亲密接触。其实林纾对洋学一直持开放和肯定态度，1906年他就在其所译《洪罕女郎传》的跋中说：“予颇自恨不知西文，恃朋友口述，而于西人文章妙处，尤不能曲绘其状。故于讲舍中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丁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或谓西学一昌，则古文光焰熸矣。余殊不谓然，学堂中果能将洋汉两门，分道扬镳而指授，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镕为一片，彼严几道先生不如是耶？”彰明他的文化理想和教育观念 “合中西二文镕为一片”。

在青岛家信中，林纾最关心的不是林璐的学业，而是林璐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起居，从吃喝拉撒睡到体操泛舟洗海澡，事无巨细，样样嘱咐，可谓无微不至。连上大小便的事都嘱咐好几次，并当做第一要务：“第一节楼上小便之事，万万不至。”“夜间如有大小便，不妨下楼解手。”除了洋学，林纾也不排斥“洋物”和西洋生活方式，不时给林璐捎寄鱼肝油，嘱他每日喝牛奶吃牛肉，还要讲卫生，“总以卫生为第一义，勤学次之”。

林纾最初每信都叮嘱林璐按时给家人写信，要求他“每月必作家书三封，不可疏懒”，“每一礼拜，先作家书，然后出游”，以免家人“悬念”。而十四五岁的林璐正是玩心很重的年龄，往往以学业忙为由而拖延写信。这使林纾夫妇常常坐立不安，封封家信催促，可见父母念子之心切切，爱子之情殷殷。

林纾对林璐在学业上的要求并不高，没有传统老夫子那种望子成龙的特别企望，只要求他能安心读书，学有所成，将来有一技之长，能养家糊口，照顾弟妹即可。林纾虽靠国学吃饭，推崇古文，但“知汉文腐败，吾意初不在是，但专意德文、算学，俟暑假回京，再温古文、《诗经》《左传》”，反复强调他在青岛要“专力攻治德文、算学，闲则临字”，“德文、算学等等，万分努力，总须得一优等”，“时时留心读洋文，以熟为度，不妨多读，熟上加熟”。林纾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林璐学好洋文，谋个洋差事，“将来家事均汝一人肩任，以教诸弟耳”。

青岛家信中的青岛

林纾在青岛家书中，对青岛很有好感，“青岛空气佳，吾甚放心”，“读书之楼，三面临海，空气最佳”，嘱林璐“时时吸取空气”“多吃空气为要”，但“青岛妓寮多”，“夜间切不可出门”打茶围。有文史专家撰文，认为1912年林纾曾客寓青岛，居今金口一路十号，与当时也在青岛的逊清遗老刘廷琛、于式枚等有应酬交往，其女林瑚后来曾任青岛市立女子中学（今青岛育才中学址）校长，也曾租住这里。但在林纾1913年给林璐的几十通青岛家信中，对 “客寓青岛”只字未提。而据林纾自己记载，1912年他正携家人，包括林璐从北京到天津避辛亥之乱。不过从林纾的青岛家信中，的确感觉到他对青岛很熟知，除了空气、妓寮、海滨、学堂外，还知道青岛菜：“青岛菜虽不佳，然胜日本多矣。”好像他亲自吃过青岛菜，很熟悉青岛菜的味道。林纾还知道缝补衣服 “青岛工钱贵极，不如家中修理教便”。

林纾在青岛家书中，多次提到他在青岛德华学堂读书或做事的亲朋好友或其后人，要林璐与他们“当加意和睦，不可口角失欢。彼此为世兄弟，即同手足也”。这也说明青岛德华学堂在当时已具相当影响，许多达官贵人的后人都在此就读。但林纾对时任德华学堂国文总教习商衍瀛的评价却并不是很好，不仅商“曾托吾画，吾至今未交”，并“不必对先生言之”，而且认为“商云汀之为人非君子，切宜防之”。商衍瀛1906年后曾任京师大学堂监学官、斋务提调、教务提调，林纾在大学堂与之共过事，肯定了解他的为文为人，所以嘱咐林璐“在学堂恪守规矩”，不要惹出是非来。

林纾在青岛家信中，对林璐的训谕和教诲可谓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有一次林璐“上堂时，为同学潜入胠箧，偷去洋番七十元”。七十元钱，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直接影响到他的学费和生活，而此时也正是林纾被大学堂（北京大学）辞教，停发薪水，在“京中借款不成”，家境窘困之时。但林纾并没责怪儿子，而是想尽办法给他“代兑”筹钱，并数信甚至打电报告诫他“不必烦恼忧郁，只下次留心可耳”，“切不可疑及同学，亦不必对人言及为某人所窃。凡窃物者皆小人，其心至毒，防不利于汝，加以暗害”，反复嘱咐他对失银之事，“从此不言”。可见林纾对林璐的身心关爱是多么的无微不至。

青岛家信中的国事

林璐在青岛读书时才十四五岁，林纾反复叮嘱他在学堂切切“勿谈国事”，更不能在学堂“闹事废学”，“学堂起哄，尔切须落后，万万不可妄出一议”。但林纾给林璐信中却讲了不少国事、学潮，诸如众议院“捣乱”、参议院“斗殴”、李烈均“反状”、大学堂“风潮”、三眉“阴通叛党”、伯炱“投尸井中”、袁世凯总统“联任”、五围银行“借款”、宋教仁被刺等等，通过他的信，让林璐了解了不少天下大事，不至于使他孤陋寡闻。

在青岛家信中，林纾对许多时事、国事写得很具体，这对我们从家信中了解历史过程很有裨益。如在三函中连续写袁世凯为“联任”总统请客送礼，四处活动：“国会垂开，大略仍袁氏为总统，唯总理未知何人耳。以余度之，袁鉴于去年正月十二日之变，或不至更听兵队鼓噪于议院，京中或得粗安也。”“昨日袁总统令国务员宴议员三百余人于石大人胡同，闻议员甚欢喜，并无异词，想袁公可以联任。刻美国、巴西、奥国及日本皆有承认之意，前三国已决，日本方开议，想德人亦必允从。唯暴俄为可恶耳。 ”“国会已开，似仍举袁为总统。此得诸传闻，颇确实。 ”

林纾写参议院和众议院斗殴也很生动：“参议院以反对借款，议员张僧鸾竟以脚踢曹汝霖，众议院谷钟秀、吕复、陈策用墨盒打议长陈国祥，两院鼎沸，成为笑话。”这与当下某些议会在议事中拳权相加是何等相似。

林纾写前清廷邮传部尚书兼参预政务大臣陈璧（字玉苍）涉嫌凶杀案，有四函谈及此事，颇具小说味道，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玉伯（陈璧）之侄伯炱（陈绳），为人谋死，投尸井中。起出时，首中七创，尸甚惨。刻官中已派侦探四人，守其前后门，不许女眷外出，不知何故。”“外间谣言，咸谓为玉伯所杀。刻下巡警、侦探日五六人，将玉伯守住，不知起诉后如何。年老遇此奇惨之事，殊可悲也。”林纾与陈璧相熟，不忍心探望，“刻玉伯已被审判，押入囚人一所。年老被祸，万分可怜，吾不忍视之也。闻将开军法审判，此事更不得了矣，如何如何？”此事几成冤案，林纾万分焦虑，幸好他与参与审判的陆军部次长徐又铮“交好”，最后在他的“诉说”下，此案发回重审：“玉伯及伯炅（陈璧次子）皆被审判厅押入优待所。此次参谋处合力与玉伯为难，联参、陆、海三部分，将开军法审判，海军次长亦已签字。一入此间，百死无一生。幸余与徐又铮先生交好，将玉伯冤状诉说，徐君允诺，遂不签字。此案仍交审判厅。刻下如意姑娘（即张如意，陈璧第五妾，二十四岁）已拿入官，董升（陈璧家中管事）兄弟三人亦同押。大概玉伯父子可以松动，不至有覆盆之冤。玉伯家颇感余救命，实则路遥方知马力，疾风方知劲草。”经过重新审理，最终得以真相大白：原来是管家董升因捏造陈绳与张如意有奸情，并虚报账目，引起陈绳不满，建议陈璧解雇董升。董升与其弟董珍设计杀死陈绳，投尸井中，嫁祸陈璧、如意。最后审判厅宣判陈璧等无罪，董升死刑。陈璧在林纾的帮助下终于逃过此劫。

林纾在青岛家信中，谈了不少这样的国事、时事，但林璐到天津后，林纾在信中却几乎没提任何国事，尽管林璐此时已比在青岛长了数岁，仍是一再嘱他“切不可论及时事”“妄谈时局”。想不到的是，几乎在同时，林纾却在“双簧信”的激将下，为“捍卫”古文，披甲上阵，陷入“时局”不能自拔，卷进刀枪剑影的包括新文学运动在内的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了。

青岛家信中的古文

品读林纾的青岛家信，我们可能会纠正一些对林纾的既定评价和看法。首先林纾对古文绝不抱残守缺，排除异己，食古不化。林纾尽管出身科举并很看重科举，但他并没有特别鼓励林璐去研习古文，反而要他专攻洋文、洋学，而且告诉林璐“数年以后，六弟亦令其赴青岛，入初年班肄业矣”。如学堂设有汉文课，虽要留心研读，但“略通”即可，不必深究，“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由此可见，林纾让林璐从天津到青岛再到天津一路读洋学，又打算让其六子到青岛读洋学，绝非心血来潮，也不是权宜之计。他实际已感觉到，古文必将 “无人齿及”，洋学对国学的冲击已不可避免，也说明“治古文三十年”的林纾在推崇古文方面也并非唯古是举，顽固不化，而且林纾的青岛家书也几近白话文，情感真挚，语言平易，批评林璐回信“唯用‘也\’字过多，以后不必用”。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们当年对林纾“捍卫”古文的理解和抨击不能不说也有借题发挥，偏颇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林纾是“中计”而陷入新文化运动先锋钱玄同和刘半农自导自演的 “双簧信”陷井中的。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发表用文言文写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种种罪状。同期又发表了刘半农写的与之观点完全针锋相对的《复王敬轩书》，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批驳，并且对古文大师林纾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这一双簧“论战”，立刻在寂寞的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引来众多不同面目人物的参与或围观。

林纾本是一个嶙峋之夫，狷介之士，见到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等这几个喝过几年洋墨水的青年，不知天高地厚，把古文及古文家视为“十八妖魔”“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主张新文学革命，废除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千年文言文，便挺身而出地认为“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坚决反对用白话文完全替代古文。1919年他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荆生》和《妖梦》，对新文学运动的先导者们极尽讽刺甚至辱骂，在文坛引发声势浩大的“文白之争”，终于促成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学运动。正是因为“林纾们”的参与和“完败”，才使新文学运动取得“速胜”和“完胜”。林纾在新文学运动中起到了催化剂作用，而不能仅视为阻挡新文化进步的唐·吉诃德。

由此看林纾对古文的态度与他在青岛家信中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是有内在联系的。林纾早就自觉不自觉地感到国学、古文必将式微，所以不仅鼓励自己的孩子，也鼓励自己的学生读洋学、学洋文，而且早在杭州期间，他还为白话报纸写过白话诗《闽中新乐府》。当然其内心对已浸淫四五十年的国学、古文，还是颇为看重的，特别是当他被“双簧信”点名批判时，激起了他内心的古文情结，一怒之下，拍案而起，钻进“双簧”圈套，被“逼着”走上极端保守的对立面，成为新文学运动梦寐以求的靶子。虽然最终他毁了自己的“名声”，但也“成就”了新文学运动，把“文白之争”争成了既定“国事”。所以这个“双簧”圈套，对新文学运动来说，设得巧，对林纾来说，中的也妙。

不过，对林纾的评价，还是要历史地看。他在青岛家信中对包括文言文在内的国学并非 “死守”，对洋文在内的洋学更不排斥，对辛亥以来的新政也不“复辟”。这种心态在家信中对儿子表述时无需掩饰，应该是最真实的。

作者简介：赵夫青，青岛文学编审，青岛百科全书总纂，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现代文化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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