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庆生桐城诗派的“立诚有物”

桐城派既是文派，也是诗派。“立诚有物”集中地反映了其诗论和文论主张。方东树在其《昭昧詹言》说，“诗文与行己，非有二事。诗以言志。如无志可言，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此谓言之无物，不立诚”，“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最要是一诚，不诚无物。”方东树的《昭昧詹言》是桐城派诗论的代表，“立诚有物”被寄予了桐城诗派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所谓“诚”，就是强调作者要真诚地传达出自己的情性、思想和意志。“凡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精神者气之华也”。万物虽然源于天道之“诚”，但人道意义上“立诚”的实现，成为“诚人”，忠实地把握世态人情，必须借助于人内在道德的充盈，只有达致这种秉承天道的至善境地，才能与内蕴天道、天理的对象融为一体，这不仅体现在“修、齐、治、平”的社会实践中，也在诗文载道的心性活动和自得静观的审美观照中体现出来。

如果“诚”以表示其所求之道的话，那么“物”就是“见道”的文辞章法，所谓“诚身修辞”，如刘熙载所言，“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蔡镇楚先生的《中国诗话史》说：“《昭昧詹言》……以桐城古文义法论诗，熔义理、考据、词章为炉，是桐城‘义法\’的产物。”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称其“学问出于程、朱，欲因文见道，穷理尽性，于古今文法知之最深”。《昭昧詹言》除了强调作家学识襟抱外，还花了很大篇幅阐述修辞文法。“若又不解文法变化精神措注之妙，非不达意，即成语录腐谈。是谓言之无文、无序”。“词必己出”“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节”，“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语不接而意接。”“大约诗文以气脉为上”，用事用典“避熟”“换生”等等。

“诚身修辞非有二道”，实际上承继了儒家诗学立场，体现了“以文为诗”的主张。 虽说方东树也强调兴象画意，但并不是作为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来说的。《昭昧詹言》在“中唐十八家”等处提到“比兴”，但如同他说到“叙述情景须得画意为最上乘”一样，把其和“文法高古浑迈处，词气抑扬顿挫处，转换用力处，精神非常处，清真动人处，运掉简省、笔力崭绝处，章法深妙、不可测识处”并列，最后才提到“又须赏其兴象逼真处”，仅视为服务服从于儒家诗教的“十八般武艺”之一，更勿用说以此构建其诗论框架。钱钟书说，“惜抱以后，桐城古文家能为诗者，莫不欲口喝西江。姚石甫、方植之、梅伯言、毛嶽生、以至近日之吴擎父、姚叔节皆然。且专法山谷之硬，不屑后山之幽。欲以古文义法，入之声律，实推广以文为诗风气。读《昭昧詹言》三録可知”。桐城诗派“以文为诗”受宋诗影响。严羽《沧浪诗话》“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兴。”按照桐城文法作诗，“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诗人惟愿读者不要滋生误解和歧义，而读者也不需要去主动创造什么新义，只要直达作者意图就好。言未穷而意已尽，难以调动读者想象力，创造能力。所以，以文为诗，诗便成为必然性、确定性的文本。诗的意义便被圈定在一个狭窄的‘死\’的范围。古人将此比作“饭不变米形”。

桐城诗学"立诚有物"和王士禛"神韵说"的不同，从一个侧面凸显了"立诚有物"的内涵。方东树论述中唐诸家风格特点时，也说到"兴象"。他说"若夫兴在象外，则虽比而亦兴。然则，兴最诗之要用也。文房诗多兴在象外，专以此求之，则成句皆有馀味不尽之妙矣。较宋人入议论，涉理趣，以文以语录为诗者，有灵蠢仙凡之别"。尽管某些地方方东树认同王士禛的观点，但他着眼点是"立诚"。觉得王士禛"心肤浅气骨实轻"，"了无真情胜概，所谓'使君肥如瓠而内实粗'者也"。王士禛追求"味外味""象外有象"的神韵说，要求意象能蕴含多层意味，即具有多功能指示意义，给读者一种含蓄蕴藉、悠长持久的韵味或美感。在艺术风格上，以清远冲淡为宗。王士禛极力反对诗中直接地议论说理。如说："昔人论诗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宋人惟程、邵、朱诸子为诗好说理。在诗家谓之旁门。"他认为语言一旦落于"理路"、筌"，就破坏了诗歌形象的完整性。王士禛的"神韵说"依据兴象构筑起完整的诗论体系。钱钟书先生说，郑君朝宗谓余"渔洋提倡神韵，未可厚非。神韵乃诗中最高境界"。他也同意这个观点。王士禛的论诗主张"诗无达诂"，和桐城诗派骨子里的"立诚有物"，是"一"和"多"的不同，也是散文和诗的分野。伦理境界主于爱，艺术境界主于美。"立诚有物"在有效组织文物，表达思想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其推重文法，以文论诗，其影响就显有限不足。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说，《昭昧危言》"其关键所在，即在本论文的见解以论诗而已。本论文的见解以论诗，故其所取者在文法方面"。《昭昧詹言》的校点者绍楹先生亦说，在这本论诗著作中方东树"是以'桐城文派'的眼光来评诗"。诗歌与散文本来就有相通的地方，故而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论诗的时候，把文论向诗论转移，或者以论文的方式来论诗，甚至把诗和文混同，认为文和诗没什么不同，二者是一回事。这是和诗歌的本质属性相悖的。

“立诚有物”本质特点是“文以载道”。儒家诗学奠基于孔子，成熟于汉儒，首重文学的政教作用，所言“尽善尽美”、“兴观群怨”、“观风知政”都是把文学看作政治教化和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宋代古文运动强调文与道的关系，“达道”方能“致用”。方东树的基本价值立场是正统的儒家价值观关注社会现实，讲究经世济民、卫道守教。诗教的伦理要求，“君子之辞，达其意而已，夫岂多骋旁枝为哉，故曰辞达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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