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过早凋零的叶子

□北京李成

记得是1992年2月，我回乡过年，大约正月初六，到县城与几位高中同学晤面，大家正站在广场上聊天，不意这时从县委大院里走出一个小伙子，身影十分熟悉，仔细一看，是我的大学同学江君。大学毕业后三年多未见，彼此当然十分高兴。我见江君穿着短呢大衣，颈上围着围巾，头上还戴着一顶无檐的呢帽，眼睛虽还是那么小，但正放出喜悦的光芒，尤其是微抿的嘴唇有很好看的弧线，挂着女性式的浅笑，可谓一翩翩少年。我问他毕业后在哪里工作，他答是在“某厂子弟中学”。问他感觉怎样，答曰：“还好”。说着，还邀我返京时路过合肥去他那里做客。

我和江君是大学同班同学，不住同一寝室，也不算过从甚密，但还是有些交往的，因为毕竟是同一个县里的老乡。但我记得，一开始有些同乡聚会并没有他，所以在我印象里，他好像不是我老乡，当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他也是桐城人时，我很诧异，便去问他，他告诉我，他确实是桐城人，但从小在淮北长大，也是在那里考上大学的。原来如此。也许正因为此，他常常独来独往，但他好像并不感到孤独，常见他一个人走在校园小径上，用欣赏、赞许的目光看周围风景尤其是操场上活动的人群，脚步并不停留，而是轻快地一直往前走。我感觉他是一个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的人。

我很长时间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到了大二、大三，我们略有些接触，大约是他偶尔来问我借点书刊。终于有一天，他告诉我，他也写诗，写了整整一笔记本了。我当然想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但他莞尔一笑，说“不能给你看。”后来，我到他的寝室里玩，看到他案头果然有一本裘小龙翻译的叶芝的诗集《丽达与天鹅》，他说他很喜欢这本书。我当然也读过这本书。这样，偶尔凑在一起聊聊天，谈谈文学什么的，很快就到了毕业那一年，特别是实习回来后，大家都感到比较轻松，只等毕业分配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江君略显活跃了些，脸上常带喜悦的神情。我略觉奇怪，还没来得及问，他就主动告诉我，他常常坐在校园的荷花池旁，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我问他做什么呢？他说是看女生，那些开始长大、走向成熟的女生，一个个青春朝气，风姿绰约，让他百看不厌，十分忘情。我笑骂他好色，他也不作辩解，仍只莞尔一笑。这样就到了毕业离校，我们各奔东西。

在县城广场相见后没几天，我就离家返京。而当时铁路交通极为紧张，一票难求，我不可能当天就能坐上合肥至北京的火车，心想最好的落脚点当然是前几天遇到的江君那儿，便提着行李赶到了某厂。进了厂大门，我就略有些吃惊，因为这里整个就是一个乱糟糟的工地，到处都堆着铁丝、钢管、破铜烂铁，到处是工人的身影，到处是哐里哐啷的撞击声，还有小火车在轨道上当啷当啷行驶，连一条路都不好找。我经过打听询问，好不容易找到设在厂区后院的子弟中学，又到了一座孤零零的小楼下边，请人把江君喊了出来。他面带笑容表示欢迎，就拎着我的行李上楼，踏上楼房外侧的铁梯，一步一颤，加上厂区传来的震动，我都觉得这楼房在跟着一摇三晃。上了二楼，黑咕隆咚，一盏昏黄的电灯垂在头顶，隐约见到楼道两边堆满锅灶、杂物，穿过一个又一个木板门，见到一侧有扇更破旧的板门。江君停下来，推开，说这就是他的宿舍。很小的一个空间，一床一桌，一个书架，其他似乎就别无长物。此时，我的心里与其说是失望，毋宁是惊讶，遂脱口而出：“你就住在这么个地方呀！”他点点头，微笑，我心想：你还不如分回家乡哩，凭你父亲的关系留在县城教书，境况比这也要好些，何必要在这里受罪呢？

是夜，我就住在他的斗室。他的床铺仿佛也只是用块木板临时搭就的，上面还挂着蚊帐。在食堂里吃过晚饭，接下来自是灯下闲谈。我问他还写诗否，他只言写得少了。我又索他抄有诗作的笔记本一阅，他这次是打开了，竟然是满满一本，大多只是纷涌思绪的记录。我说“你当初为何不选出几首，交给我刊登在诗社的刊物上呢？”他说他写诗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不欲作一个诗人。我谈了对他工作环境的看法，说你为什么不换个地方？他淡然一笑，说他喜欢这里的学生，喜欢教书。接着，他谈到他教书的故事，说一开始学生怎么“欺生”，不听话，后又如何接受他喜欢他的，其中就有诗歌的力量，他常给他们读诗、讲诗。我听了颇为吃惊。在我的印象中，他对一切都好像无所谓，起码是漫不经心，没想到他对于工作竟如此热心。他又说他曾因患肝炎，几至不起，如何又恢复了身体，站到了讲台上。我更吃一惊，忙问他现在身体怎样，他摆摆手：没事。谈起学生为什么对他如此尊敬，他告诉我，他骑着自行车，将他的每一个学生家都跑到了，都做过家访，自行车被人偷了好几辆，当地的晚报还报导过他的事迹。在我的一再请求下，他才不好意思地拿出这张报纸，我大致读了读，注意到记者赞扬他为厂子弟中学的优秀教师，是学校未来的希望。听了他的叙述，我肃然起敬，我愈加感到他在这样嘈杂、陋劣的环境下做出了如此成绩，跟我此前心目中的翩翩少年乃至公子哥形象，是多么的不同；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又提到当年他忘情地在校园里看女孩子的往事，他朗声大笑，他说，他其实那时是爱上了一位同一年级的女同学。我问她是谁，他说出了一个名字，我点点头，说，她真的很美，许多人都喜欢她。他莞尔一笑，说：“我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就大胆地看她，让她感受到我的心意。”“她感受到没有呢？你为什么不直接向她表白呢？”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告诉我，毕业前夕，他去问她要一张照片，她真的给他了，他一直珍藏着……

第二天，他骑车带我在街上乱转，去找他的熟人，看能否给我弄来一张火车票。问题解决后，我去访问我的一位诗人师兄，并从他那儿带回一部他即将出版的诗集清样，江君见到了十分高兴，连说要将清样留下来读读再寄给我。我考虑到他手边几乎没有什么书籍，更没有诗集，就答应了他。当天晚上，他把我送上了火车。

回到北京约一个月后，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一是对他的招待表示感谢，二是对他的工作表示敬意，信末也提到了那部诗集清样。很快，我收到了他的回信，大意谓谢谢我对他的赞扬，其实做得还不够云云。至于诗集清样，他说：也许过两个月再寄，也许明天就寄。我知道他一贯就是如此洒脱不羁，读后不禁一笑。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快到仲夏了，我有一次打电话给同在北京的同学老项，讲到我路过合肥时，见过江君，他在他的岗位上做得非常好，虽然条件差点，但成绩得到媒体报道，很不容易！老项在电话那头略沉吟一会儿，用一种沉重的语调对我说：江君已去世了！我一听，大惊失色，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忙问怎么回事。老项说：是肝脏出了问题。我想起江君曾告诉我他曾患病几至不起的话，不得不相信，顿觉六月炎天，电话亭外的阳光一下子黯淡下来。

从此，当然再无江君的消息。我偶尔想起，从到他那儿歇足，聊天，到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那样一个翩翩少年，怎么一下子说没就没了呢，他去哪里了呢？他如果活着，又会做出怎样的成绩！他还没有谈过恋爱，他临死前，是否还怀着对心中的那个女孩的深切的爱呢？他一定是深情地留恋这个人间！

如果把大学同学群体比作一棵大树的话，江君不幸是那最早凋零的一叶，而且凋落在生命的春天，这真是人间莫大的不幸。每当看到同学们在微信群里你一言我一语地逗乐，有如繁花遍地、春水滋漫，而独独少了江君，我不禁黯然神伤，同时也感到了苏东坡所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语的意义。

中国人常常讳言死者，我也很少听到人谈到江君，我担心他早已被人忘记了，他的事迹，他的写诗的爱好，我因为和他有过接触，觉得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给知道他的人看看，故作文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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