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东游丛录》立志“勉成国器”

1902年9月，清朝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结束了历时四个多月的日本教育考察，归途中，他顺访了负山面海的春帆楼，这里，正是十年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约地，触景生情，吴汝纶挥毫题字：“伤心之地”。

当年年底，在家乡桐城，吴汝纶创办桐城学堂，以尝试新式教育，推行他在日本考察期间的所思所感，他为学堂撰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批：“勉成国器”。

为了不再出现“伤心之地”，青年学子应当“勉成国器”！“勉成国器”首先在于教育，教育首先在于改革学制，改革学制首先在于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如何兴办新学？吴汝纶将他在日期间的考察所获，整理成《东游丛录》一书，并呈送给管学大臣张百熙，期望成为清廷改革学制、兴办新学的参考。

1903年，吴汝纶溘然辞世，然而可以告慰于他的是，历时1300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世界潮流的科举制度，在他辞世的当年终于被废除，致力于“合东西国学问精粹”的新式教育，则逐渐推广至小学校、大学堂，施行于从中原到边疆的神州大地，而在此过程中，吴汝纶呕心沥血的《东游丛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

我就读于吴汝纶先生创办的桐城学堂，今日的桐城中学，天天晨曦微露中，我迎着先生的撰联进校，夜夜灯火点点里，我拜着先生“勉成国器”的横批回家。课业之余，乃至学习疲乏之时，我喜读吾乡先贤挚甫先生的《东游丛录》，不仅为了换换脑筋，而且常有切身的感悟。

翻阅《东游丛录》，我似乎成了随侍吴先生的小书童，伴着先生1902年5月15日到9月6日的考察行程，那段行程，真是丰富、具体、翔实：《东游丛录》的第一卷，是先生在日本文部省18次听讲的记录；第二卷，是先生日记的摘录；第三卷，包括了先生收集的19份教育经费开支表、学校课程表等；第四卷，辑选了先生与日本各界人士座谈、笔谈的记录以及来往信件。我由此理解了当年东京《朝日新闻》对先生的赞叹：“中国来游官吏学生至多，如吴先生之豪俊者，殆绝仅有”……

翻阅《东游丛录》，我似乎看到了吴先生的焦灼之情：为什么地大物博的中国，却惨败在“蕞尔岛国”的日本手里？为什么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竟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为什么“天朝上国”大清，被逼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师夷长技以制夷”，吴先生一定想得很多，也想做得很多吧！

我读《东游丛录》，体味着吴先生的教育理念。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今改西学，其旧有之善者，自可留而不改，至普通国民教育，不可置为后图。欲与列强争长，但有专门学无益也”；先生在笔谈中说道：“育英之方法不一，大设学堂，虽谓良法，抑亦末也。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须造贤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已。”

我读《东游丛录》，又好似听到了吴先生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而在日复一日的紧张学习、一次一次的模拟考试中，我也受到了吴先生的潜移默化，思考着、当然只是浅显地思考着我所处身的高考体制。我现在应对的是“3+综合”，即将面对的又是“3+X”，我的学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都在尽量适从的转型之中，我则在转型之中，多了一层欣喜，添了几分希望，我主观地觉得，“3+综合”可能会限制学生的创新能力，使人钝化，而“3+X”在保证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下，能够更有力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专业追求，果然如此，自当有利于更多的学子因才成器，而百余年前吾乡先贤、我校创始人吴汝纶先生期待的“勉成国器”，也将蔚为现实，从而助力于我们个人的成才、我们伟大祖国的崛起吧！

读古籍《东游丛录》，思当今教育体制，立“勉成国器”之志，做“修齐治平”之人，这就是我在案头、在床上翻阅《东游丛录》的所思与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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