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开林先生出版了两本厚重的历史文化散文《国士无双》,初读眼前有光,勾魂摄魄;复读叹服,振聋发聩,深觉我国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发展于今,到底是有了一整套健全的叙述伦理,亦有了当之无愧的典范文本。
也许读者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当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在我国文坛崭露头角时,曾赢得了一种如德国啤酒节似的“狂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理性地审视,发觉余秋雨先生的历史大散文亦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皮袍里暗藏着“小”(此种“小”即它声张着一种虚假的声势)。虽说余氏此类散文乍看文献不缺、文学趣味亦点染其间,加之驰聘想象之野马,但仔细玩味,它只不过是撒豆成兵、虚张声势而已。
正如当年钱钟书之父钱基博在评价“五四”的新散文时所说的:此类散文,“初读喜,继读疑,终读诋,”意说此类散文初读时,确使人有别开生面、让人眼睛一亮之感,但细读下去却显见败笔。在一个先行理念下,东摘西引,支离破碎,除了一腔空洞无物的情绪外,史论稀疏、事实模糊、思想稀薄。一句话,余氏散文,大而无当,空有热烈,行之不远。针对此种情况,本世纪初,为反抗余氏文本的“催眠”作用,以祝勇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写家,将余氏散文作为反面参照,大胆地确立了历史散文书写的规则:他们着眼于卡尔·贝克尔所说的“简单的史实”,潜入历史长河深处,摩挲历史的局部,注意用“细节”说话。如此写作,还原了历史现场,使历史有了情感温度与人性含量,使读者能够沿着作者的思路进入作品,遂有身临其境之感。
但此类散文“细节”的刻意营造或过量挖掘,会导致散文叙述小说化色彩严重,从而影响散文艺术真实。因此,写历史散文者必须要对此作一番理性考量。《国士无双》的写作不是兴之所至,任意取材,而是着意构建一个严谨的系统——把清华、北大这两个人文高地上大师级代表人物集结起来,通过对个体的解析塑造群像,以呈现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图谱,最终完成勾画中华民族的精神流变与历史走向,其心灵史、思想史的典型意义不言而喻。既然是塑造群像,那作者就会摒弃自身的好恶,以己有的社会“符号”价值为依据,取与人物贴近的姿态,通过写作真正完成了一次艰难的精神漫游,亦构成了一次不容有丝毫解怠的难度写作。
兹举二例,可看出此书落笔的妙处:一是《国士无双》对女性人物林微因的描写。作者在展开描写时,注意揭去其罩上的种种神秘面纱,把她回归到“人间”,让读者看到“神女”的种种原生态:比方同时爱上梁思成与徐志摩而无法舍取,乞求他们从中决断;比方喜欢别人赞美,一如喜欢诗歌;比方有强烈事业心,亦在功名上争强好胜……作者所取的视角,使得他获得了“优雅的叙述智慧”,此种“优雅”即指作者注意描写时代烙印而不空疏,摹写物品行而不虚矫,把林微因真正写活了。二是《国士无双》对民主斗士闻一多的叙述。闻一多成为烈士并非天生,他的人生起点亦与传统知识分子一样,遵循学士、名士的惯常之阶。传统国学的濡染在他骨子里深深地植入“正统”、道德的观念。年轻时闻一多的言论甚至被一些“左派”视为“反动透顶”,以至于西安事变后,他还参与起草《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宜宣言》,但他毕竟留学美国,又有激进、刚烈的性格和追求至美至善至纯的赤子情怀,如此势必会使他在日益腐败的政局面前采取不合作态度,以至于在高压与专制的威逼下愤然转向,走上讲台,喋血街头,成为铁骨铮铮的烈士。
作者在叙述时,既从历史风云、时代潮流的大处把握外部世界对人物产生的作用,又从人物的出身、修为、性格、信仰等细部探究“自我”对人生结局的影响。总之,《国士无双》有着与法国大作家雨果隔空对话的品质,它对新的历史文化散文有开创之功。我想,人们所期待的历史文化散文,应该在落笔时既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潮汐涌动,又看到人心的万象和人性的腾娜,而不是支离破碎,顾此失彼,如此方能使作品在平质淡雅的外表下风生水起,直逼人与事的内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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