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国元：曾随军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本报记者 陆照德 文/图

黎国元夫妇展示他们的结婚证书 两人的结婚纪念照  

12月7日下午，在田东县城兴宁巷家里，85岁的卜玉琴从装挂历的纸筒里取出一张发黄的纸卷，缓缓地把它展开，与老伴黎国元一人拿住一头，向记者展示他们爱情的见证。这是一张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二日（1948年）颁发的结婚证书。而以结婚证颁发日期为界，前后几十年，正是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的传奇人生。

黎国元，田东县人，中学毕业后，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毅然投身行伍，在宣传战线上历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与众多宣传员一道，发动数十万青年入伍抗击侵略者，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曾随军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然后乘坐美国军舰去中国北方，当记者……

弃笔从戎做宣传  发动青年入伍抗击日寇

老照片里的黎国元斯文、帅气，英姿勃发。1939年，17岁的黎国元毕业于田东国民中学，迫于生计，他没再上学。当时中国正进行如火如荼的民族抗日运动，感于时势的黎国元与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决定参军入伍，报效国家，为民族抗战尽一份力。

1940年，黎国元在第46卫生船舶组当看护兵，当时的军医院在田东那逸村，专门接收此前白崇禧指挥中国军队在南宁昆仑关血战日寇的伤员。“我的工作是护理伤员，包扎换药，清理伤口，喂伤员吃药喝粥。当时伤员源源不断，药物奇缺，物资匮乏，看到伤员们痛苦的样子，我也很难受。”黎国元回忆道，第一份工作他做了7个月，最后跟船舶组到果德（今平果县）接了最后一批伤员。

当年8月，黎国元到桂军第31军第1补充团任上士文书，后升任该军政工队少尉队员，期间，黎国元随部队到南宁凌铁村一带驻扎，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每天上午我们都到街上摆一张桌子，拉开嗓子历数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号召大家投身抗日、支援前线。”黎国元回忆，当时抗日宣传工作形式多样，大酒店、楼房都挂着抗日宣传条幅，每个字大约1平方米大小，各种宣传抗日的舞台剧也轮番上演，黎国元还曾登台演抗日戏，“我出演一名抗日青年”。经过广泛宣传，当时广西青年投入抗战队伍的很多，大学教授、教员、学生都踊跃应征入伍。

70多年后，黎国元都还记得，当时闲暇之际，他在部队学骑马的经历，男女联袂驰骋河边，过街市，“很好玩”。让后人听来，颇有点革命浪漫主义气息。

随军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

抗战岁月，黎国元一直在宣传阵线上。1944年，日本侵略者发动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大战，当年秋，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部队退往云南、贵州方向。黎国元于当年12月随部队迁往云南文山，并奉命驻守文山，当时他在国民革命军第52军195师585团政治指导室当中尉助理干事，依旧搞抗日宣传工作。

1945年8月，形势逆转，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黎国元随军去邻国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我们部队一路急行军，走了15天才到越南海防市涂山。”黎国元说，当时部队风餐露宿，途中遇到大雨，部队砍下芭蕉叶当伞。

“日本侵略者太可恨了，他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又抢了越南老百姓很多粮食，饿死了很多越南百姓”。黎国元说。在越南，黎国元任涂山军民合作站指导员，与越南军民一道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接受日军投降工作。

从“三人小组”招待员到报社记者

在越南受理完日军投降事宜后，黎国元所在部队乘坐美国第七舰队军舰从海防到达东北秦皇岛，然后其随部队越过山海关抵达辽宁省海龙，一度担任国共和谈三人小组（国、共、美三方各一代表）招待所招待员。1947年，黎国元随部队到达热河省承德市（并省后属河北），不久，意外遇到了早年在田东认识的宾阳人梁蔚梧。部队进驻承德后，梁蔚梧写信给军队领导建议创办《长城日报》，自己当主编，并邀请黎国元作为报社的特约记者。黎国元写了一篇稿子发表后，就被聘为报社记者。

老记者黎国元回忆，当年当地政府要修复到通化的铁路，要求民间每户出2~3根枕木，黎国元就写了一篇报道，大意是政府让民众去砍枕木劳民费时，且百姓提供的枕木规格难以统一，不如当地交通当局派人随部队去砍伐，并批评地方政府此举劳民伤财，效率不高。“报道刊发后，政府收回公告，改由部队去砍枕木。”黎国元颇为高兴地说，“别的我就不记得了”。黎国元的次子黎晓补充道，老人曾说过，当年他曾到机场采访国民党军队私自扣留物资的情况，当时部队生怕媒体曝光，后来退回了克扣的物资。后来，国共内战，国军失守热河，《长城日报》迁到北京，更名《阵中日报》，黎国元依旧在该报当记者，但在军中已是上尉军衔，属傅作义部。

参加北平和平解放

在承德，黎国元结识了他的终身伴侣，小他5岁的卜玉琴，两人于1948年成婚，至今65年。卜玉琴老人还记得当年他们在北京就住在东单对面的菜市边，当时通货膨胀，黎国元的工资只够他们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49年1月，黎国元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和平解放后，军管会颁发给黎国元一张 《北平起义证》——编号5423，上面盖着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北平市市长谭震林的印章。钱其琛代表中共接收了《阵中日报》报社。1950年6月，离家多年的黎国元携妻女（大女儿1岁）返回故乡田东。

一本起义证多次救他命

回到田东后的黎国元，靠贩卖小百货养家。1958年黎国元加入钟表社钢笔组修理钢笔、电筒。此后，政治运动降临，黎国元因过去的经历面临一次次“交待”，被派遣做各种苦活累活，工资也被克扣，全家的生活没了着落，人格尊严备受凌辱，妻子儿女也因“政治审核不过关”，遭受很多委屈，在险象环生的政治运动中，那张《北平起义证》多次救了黎国元。

“管制我的那些人也知道起义证的重要性，起义证被他们多次拿走，我们费尽周折一次次拿回来。”黎国元称，最严重的一次，造反派已经砍竹子做好了“高帽子”， 准备次日给黎国元戴着游街批斗，黎国元拿着那张起义证到驻扎在田东的6908部队，才免于劫难。1986年，黎国元的那张《北平起义证》被统战部收回，换发了一本新的起义证。

千里亲缘一线牵

因种种原因，黎国元与卜玉琴喜结连理后南下田东几十年，与承德的亲人几无联系（信件总很难寄到对方手中），值得欣慰的是，卜玉琴的哥哥年轻时跟一个姓刘的认作兄弟，刘的女儿刘玉兰早年曾跟黎国元、卜玉琴夫妇在北京一起生活，长大后嫁给了一名军官，恰好随军到田东工作。“你到田东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你的姑父、姑姑。”刘玉兰父亲交代女儿。经多方打听，刘玉兰终于找到黎国元一家。“这就叫缘分吧，生活总会给人意外惊喜。”苦了一辈子的卜玉琴老人笑着说。

1990年后，黎国元、卜玉琴夫妇终于回了一次承德，亲人分别数十年，见面后各诉遭遇，感慨不已。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黎国元在《长城日报》做记者时，一个叫毛粒民的中共地下党员常通过他把文章发表在报上，两人因此结下友谊，解放后毛粒民担任天津国安部门主要领导。

后记：走过90多年的人生路，艰辛、苦难伴随着岁月的消磨，如今，黎国元老人体弱多病，那双走南闯北的脚也不大听他使唤，3个多小时采访中，老人上了一次厕所，他坚持要自己走，但还需靠老伴卜玉琴搀扶着才行。因其他子女都忙，老人的日常生活护理，就落在黎晓夫妇身上。“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扶他下楼，晒晒太阳，走一下。”黎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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