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来的外婆

那时外婆还不老,她时常倒几次车,来小镇看我和我妈。我很少去汽车站接她,她总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亲热地叫我“囡囡”。

我很开心,外婆从不空手来。旅行包里装的,是外婆厂里做的鸡蛋糕、苔条酥和苏打饼干。酒心巧克力一般日子是吃不到的,除非我生病了,或者是我和我妈的生日。还有方便面,那时叫“梭子面”,是高档的食品,我捧在手上干啃,又脆又香。

我见过外婆年轻时的照片,短发清爽,眼睛明亮,面颊有两朵红晕。外婆喜欢唱沪剧,唱越剧,唱黄梅戏,是厂里的文艺积极分子。后来说不让唱,她就不唱了。外婆能写会算,又出身贫苦,根正苗红,很快被委以重任。八十年代,外婆负责厂里的外调工作,碰到去安亭、黄渡那个方向,她就早早办完事,花一角六分买张长途车票,跳上开往小镇的班车。

外婆通常在下午抵达。我妈说,姆妈你坐,我去弄碗面吃。外婆摆手,说静芝你别忙,我吃过了。据外婆说,汽车站下来有一家饮食店,小馄饨做得好吃,每次她来都要点一碗。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外婆是真的喜欢吃小馄饨。

镇上有两家国营招待所,外婆嫌不卫生,住在家里又添麻烦,往往没说几句话,就急着赶末班车回上海。我妈领着我送外婆,往她旅行包里塞几个咸鸭蛋,有时是一段青鱼干。一角六分坐到安亭,三毛钱乘“北安线”到陆家宅,再换40路电车回家。

来过几次后,外婆的小镇方言就说得有模有样,比我妈地道多了。她笑着跟我们的邻居打招呼,临别时再送上一把大白兔,拜托他们多多照顾我。邻居们都说,这个上海老太太真好,和气。我对外婆的社交不以为然——外婆就说我妈笨,不懂人情世故。

更多的时候,我跟我妈去院部打电话。整个小镇医院只有一部长途电话,装在院长办公室外边。电话打到弄堂口的电话亭,接线阿姨去楼下扯一嗓子,外婆再跑出来接。外婆在电话那头讲,囡囡乖吧。我说,乖的。外婆说,囡囡想吃啥。我说,酒心巧克力。外婆就笑了。

那时爸妈常为一些琐事争吵。我不愿听他们吵架,就选择离家出走。不会走远,在医院宿舍区范围内,找一个冷僻角落坐着,或者偷偷跑去院部打电话给外婆。

第二天,外婆来了。我爸还在学校上课,我妈和外婆先吵起来了。我妈说外婆“专制”“包办婚姻”,外婆说我妈没良心。每次我妈对我爸有所不满时,她会觉得,这一切的问题都是我外婆引起的。我妈十六岁那年,一腔热血地报名去黑龙江插队,“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外婆偷偷跑去她学校,把志愿改成安徽怀远,只求离上海近一点。大红喜报贴出来,我妈傻了眼。相约去黑龙江的同学说她是“叛徒”,我妈没法辩解,回家大哭一场。

在当了三年农民后,我妈被推荐上了当地的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县人民医院。外婆到处求人,给她张罗相亲对象,找到了在小镇教书的我爸。我妈对我爸很不满意,最后是外婆拍了板。外婆的想法很简单:嫁给我爸,我妈就能调到小镇工作,好歹离上海近些。

我妈指着外婆说,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认识“这只男人”。外婆说,不是我,你还有的苦。我妈说,苦就苦,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外婆说,你当时都快三十了,我不做主谁做主。我妈说,四十也跟你没关系,我可以不结婚的。外婆气得直哆嗦,转过头对我说,你妈这叫什么话。

外婆是抹着眼泪离开的。我妈赌气没送她,是我目送外婆挤上了末班车。外婆拎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里面装了床单和被套——她原本打算去招待所住一晚的。

第二天晚饭后,我妈拖我去院部。仿佛等了很久,听筒里传来外婆的声音——喂,喂,啥人啊?我妈攥紧话筒,手微微颤抖,不说一个字……喂,静芝啊,阿是静芝……啪一声,我妈挂掉电话,拉着我走了。

(摘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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