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天喜地过大年

□怀远潘顺成

又要过年了。岁月的时针转一圈，我又老了一年。而年少时的那些关于过年的记忆，却在脑海里越发清晰。

小时候，我在寒冷的期待中掰着指头数着过年的日子，天天闹着问母亲：“妈，还有几天过年啊？”母亲高兴地说：“乖孩子，快了，快了。”听到快过年了，心中可高兴了。蹦蹦跳跳、欢欢喜喜，满脸春风荡漾。因为过年，意味着小孩子就有好东西吃了。我姊妹兄弟多，过年的礼物采用分发制，每人一份，用牛皮纸包着，里面有花生、瓜子、油炸麻叶、苹果等食品。

临到节前，家家户户都会贴春联，期盼着来年顺风顺水，日子红红火火。我家的春联从来没买过。当年，父亲是宿县地区四才子之一，春联都是他亲自撰写。父亲铺上红纸，拿起毛笔，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楷书，挥洒自如。我在一旁为父亲研磨墨汁。春联内容都是些期望国家昌盛、勉励子女勤俭节约的警言妙句，比如：

颂党恩，瑞日祥云遍宇宙；赞改革，春风和气满乾坤。横批：国泰民安

勤是聚宝盆，俭是摇钱树。横批：勤俭持家

父亲的老部下和朋友多，春节来临，他们经常拿着三包果子二包糖来看望父亲。父亲不看重礼物，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我们兄弟几个就像运输大队长，把东家送的礼物送到西家，西家送来的东西送到东家。父亲说，这叫礼尚往来。

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唯票说话。买肉要肉票，买粮油酒糖也要票。过年了，家里跑腿买油之类的事情，都是姐弟们打理。我经常跟在哥姐屁股后面，跑去排队买肉打油。肉店在南大街，离我家不远，店面朝西，正对衙后街。记得最早的猪肉价是七角三分钱一斤。买肉的人很多，我们个头小，挤到跟前，就没有好肉了，回家拿给大人看，又是槽头肉。油由粮店供应，每人每月四两。那可是需要用粮食本子去购买的，每次营业员都会根据买的数量，用圆珠笔在本子上划着钩钩。油类品种单一，只有豆油。

那时，父亲下放在怀远县沙沟公社的大窑村。家里由12岁的二姐当家。二姐里里外外一把手，肩负着家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等诸多家务重担。

那年头，也没有超市啥的，物资匮乏。可过年时，二姐总是想方设法把气氛调理得红红火火。她上街买了一串红辣椒，几把红枣，还买了几张英姿勃勃的“江水英”“红色娘子军”宣传年画，张贴在房间里。母亲说，家道不顺，还贴什么贴！二姐听了就反驳，说那才得贴呢，贴了，喜庆、养眼！

随后，二姐领着我们赶年货，做过年用的油炸麻叶。麻叶怎么炸制的呢？二姐在黄盆里和面，面和好了，需要醒一段时间，这样的面使用起来才筋道。在堂屋中间摆放个小方桌，桌子擦抹干净，二姐把大块的面团，用手分别揪成几个小面团，然后逐一揉捏。面团下洒些面粉，三下五除二，揉捏完毕，开始拿着擀面杖进行赶制。面皮儿擀得薄薄的，二姐再麻利地往面皮上洒一把芝麻。芝麻有黑色或白色的，再用擀面杖轻轻滚动一遍，芝麻就牢牢和面皮亲嘴了。二姐拿着刀往面皮上横竖划拉几下，把面皮做成平行四边形的散片。我给二姐打着下手，拉着风箱，时不时地往炉口里扔几把柴火。油在锅里翻滚了，二姐就往锅里下麻叶，我的小嘴时不时说着话儿。二姐会指着我说，不准说话，炸东西说话油就跑了。那时啥也不懂，一直想，咋说话油就跑了呢？麻叶炸好了，有甜的、有咸的。麻叶炸好是不能够随便吃的，二姐会找个坛子用饺叶封存好，等到大年初一进行分配，一人一份。

小时候的我调皮捣蛋，上房揭瓦，踢盆摔碗，坏事可没少做。有一次，二姐把炒好的花生装在竹筒里，藏起来了。嘴馋的我像特务一样，翻箱倒柜地去寻找。终于，在房屋的隐秘角落里发现了藏着的装花生的竹筒。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边抓着花生一边喊着：我找到花生了，我找到花生了！二姐一边撵我，一边喊着：坏事都是小六干的，就小六嘴馋！

我在家行六，小名小六。

世道变迁，岁月流转。昔日艰难岁月里的春节，早已成为尘封的记忆，而当下的生活状态，给人的感觉就是顿顿年、天天年、月月年、岁岁年。手机一拨，饭店一订，举家开来，几家合一，订个包间，围着大圆桌，吃着山珍海味，品着陈年老酒，手牵着手，回忆往日的童趣，叙叙昔日的感情，留一份暖暖的思念。再拿起手机，向远方亲友拜个年，问个好，报个安，发发信息，其乐融融。心中那股暖啊，顷刻间剧烈升腾着：这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越过越好；年，也越过越有味道，越过越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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