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蚌埠历史文物系列之⑾ 东汉绿釉胡人陶烛台 民族融合的缩影 □

东汉时期，民族交流频繁。班超出使西域，在西域常驻了三十多年，先后击破了被匈奴控制的西域诸国，不但令西域诸国一一归顺汉朝，并开拓了东西文化交流。其间他还派出甘英出使西域的大秦国，虽未成功，但足迹已达波斯湾诸国。216年，南匈奴最后一个呼厨泉单于去邺城拜见曹操，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匈奴汗国不复存在，困扰汉朝数百年的北方外患终告一段落。蚌埠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绿釉胡人陶烛台就是东汉时期民族融合的见证。

蚌埠工商查获国家一级文物“胡人灯”

在西汉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类人、物结合的陶器，这类器物外形上多为成年人抱着孩童形象。市博物馆陈列的一级文物中也有一件类似的陶器——东汉绿釉胡人陶烛台。

据市博物馆文物管理部主任陈新宇介绍，这座胡人俑是1987年市工商部门在火车站执行公务时查获，通体施绿釉，人俑浓眉、深目、高鼻，口微残，面带笑容。头戴高冠，身着长衫，席地而坐，怀中坐一幼儿。俑头上有杯式高冠，冠上有两组弦纹，每组三条口径6.2厘米，高27.2厘米，重1047克。结合人物深目高鼻的特点，普遍倾向于胡人的说法。直至今日，对于此类器物，学界有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胡人灯”，便是作为烛台用。

胡人陶灯和陶烛台，在汉代随葬品中，始终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出土数量虽少，但造型丰富，种类繁多，有手托灯盘类、头顶灯盘类和手头并用扶灯顶盘类等等。除此之外，胡人的形象也不尽相同，虽都是“深目高鼻，络腮胡须”，但有坐，有卧，有跪，且以跪为主，充分反映了当时汉民族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状况。人物种属也分为北方少数民族胡人形象和西域各族或南海诸国胡人形象，一般情况下，人们将着衣者视为北方少数民族胡人，裸身坐者视为西域各族和南海诸国胡人。而此件绿釉胡人陶烛台就是一典型北方少数民族胡人形象，特别是其虽是胡人样貌，却穿着汉式右衽袍服，可见当时虽各民族矛盾尖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可以说其不仅是一种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产物，还是当时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见证，对研究西域文化乃至中西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

见证东汉到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漩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感谢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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