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记当年骑竹马,看看又是白头翁,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就老了,儿时的记忆又浮现在眼前。
听父母说,我出生在上海,1954年底父亲支援内地建设,携着一家老小——母亲、姐姐、我和大妹妹,从上海来到蚌埠。1956年春,父亲被市商业局安排到梅花山畜牧农场任事务长,母亲也随去在场里当饲养员。大妹妹托人收养,姐姐和我被寄养在姨奶奶家。在我的记忆里,姨奶奶家住西民乐里的平房,门北边就是老电灯厂。
我小时候调皮,天天与一群孩子嬉闹打斗。父母远在郊区畜牧农场,姨奶奶年纪大了只能把我交由姨舅母来管,我又不买她账,用上海话与她对吵,她也听不懂。到了上学的年纪就近在国富街小学读书,一放学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驰在大街小巷。老电灯厂前的废弃碉堡,是儿时捉迷藏的最好去处,一玩起来就忘了吃饭,在碉堡里钻的满头满脸都是灰。
大人们拿我没办法,只好让姨姑也就是姨奶奶的女儿来教训我。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姨姑,她很严厉,教育我的方式很特别,用尺子打我的手心,疼时说改正,一转脸就忘了,该怎么皮还怎么皮。直到后来父亲把姐姐和我带到畜牧农场,全家终于团圆了。
农场小学在梅花山脚下,离办公、生产和居住区有一段距离,几个年级在一起,二十几个学生就一个老师,学习期间我又与几个调皮的孩子混到一起,爬树掏喜鹊、到猪圈屋檐下逮麻雀,记得有一次麻雀窝里盘着一条蛇差点咬着我。有一年夏天,我看大人在塘里洗澡也不知深浅跳了下去,要不是大人救得快就淹死了。据农场工作的老人说,我小时候因为调皮也不知挨了母亲多少次打,父亲却从来不打我一巴掌。
1962年初畜牧农场亏损宣布解散,父亲和有关人员留下处理善后,我和其他几个同学转到定庵小学待了几个月,年底全部回到蚌埠,父亲被分配到蔬菜公司批发部当会计,我在凤三小继续读书。第二年正值“三自一包”,父亲退职做生意,年底自由市场关闭,父亲感觉再回原单位拿那一点工资很难维持日常生活。次年,父亲响应号召携全家下放李楼公社洪山大队小汤庄生产队,过上了艰辛的农村生活,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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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蚌埠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