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人就喜欢听粤曲,唱粤剧。男女老少会哼两句的人不在少数,茶余饭后,街头巷尾总是萦绕着粤曲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镇上出现几个民间业余粤剧团,最有名的就是万年乐粤剧团,发起人叫贾万年,是万年号货船的船长。万年乐粤剧团箱头崭新,服饰华丽,排场大气,粤剧团常常在常乐镇和周边的乡镇演出,场场爆满,颇有名声。
万年乐粤剧团的正印花旦名声很响,因为眉心间长着一颗红痣,得一美名“一点红”。
“一点红”名声享誉十里八乡,那时候很多人看粤剧都是冲着她来的。舞台上扮相甜美的“一点红”踩着鼓点,踏着莲花步,甩着水袖,那身段,那表情,那唱腔,不知醉倒多少人呢。
只可惜“一点红”在万年乐粤剧团没几年时间。有一次去青州演出,被一个开酒庄的大户人家看上了,一眨眼嫁入豪门,原以为这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没想到生了两个女娃,到头来被恶婆婆扫地出门。
那年她回到镇上的时候,满脸憔悴,神情恍惚,已经褪去了当年在戏台上的风光模样。偏偏那年万年号货船发生了火灾,万年乐粤剧团也解散了。“一点红”孤儿寡母居无定所,只能借宿在新兴街尾的牛棚里。常乐人乐善好施,街坊邻里格外照顾他们,东家米,西家面,隔三差五地救济她们。后来,镇长安排“一点红”白天在镇上的面粉厂干活,晚上集市散后去清扫垃圾,两个娃娃在镇上的小学堂免费读书。
以上关于“一点红”的故事,我是从镇上的老人们闲聊时听到的。
我第一次看到“一点红”是在五姑婆的葬礼上。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穿着一身黑土布,瘦小的身躯被强大的黑色笼罩着,看上去像一只报丧的乌鸦。乌鸦落在一个圆形的稻草墩上,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一点红”。
常乐镇有个传统,但凡家里有人过世,入土之前,都要有人来唱“眠歌”。这是一种隆重的仪式。唱“眠歌”要边哭边唱,哭的真切,唱的动情。这是一项技术活,不是随便拉一个人就可以做到的。于是,有人家花钱来请人帮忙唱。唱“眠歌”已经演变成丧礼上的一种表演形式了。
“一点红”感恩父老乡亲,为亡者唱“眠歌”从不收一分钱。
五姑婆无儿无女,参加她葬礼的是族里的同辈老人和我们几个侄子侄女。添灯油,焚香,跪拜回礼,我们机械地重复着丧礼仪式。
锣鼓上场,丧礼开始,“眠歌”出发。“一点红”一开嗓,歌声从低沉渐渐高亢,犹如一阵北风呼啸而来,她的歌声有一种苍凉的气息。渐渐地,我开始感觉内心的悲伤像一条细小的溪流般缓缓从心底流出,泪水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不一会儿,周围响起了一片抽噎的声音,几个老人更是泣不成声,整个葬礼被悲伤的气氛全部覆盖,就连刚才在我们脚边转来转去的大花猫也蜷成一团,卧在五姑婆的灵柩旁边,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一曲丧歌,像一支大悲伤的魔咒,我们都被魔咒所主宰。
不久,镇上流传一个消息。政府将推行火葬,取消土葬。按常乐镇风俗,人死了没人唱“眠歌”,就不能安然入土,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对于老人们来说,这个消息就是一个噩耗。
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路过西街的钟馗庙。庙里传来一阵歌声。我跑过去一看,十几个老人围成一个圈,席地而坐。“一点红”就站在中间唱歌。没有锣鼓乐器伴奏,歌声依然深情婉转,越发感到悲凉。“一点红”唱完后,奶奶抹着眼泪说,到时候一把火把我们烧了,走的时候再也没人给我们唱了,大家现在多听几句吧。奶奶的一席话让所有的老人泣不成声。“一点红”哽咽地说,老姐妹们,别伤心了,只要我还在,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用歌声送你们一程。
可惜的是“一点红”得了不治之症,走在奶奶之前。镇上的老人们都去送她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会唱“眠歌”。送别过后,“一点红”的女儿雅芝给奶奶一盒磁带,说,“这是我妈唱的最后一首歌。”奶奶捧着那盒磁带泪流满面地说,青莲啊,你怎么没想到也给自己留一曲呢!
雅芝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空,轻轻说了一句,她的歌声已经飞上天堂了。
我第一次听到“一点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青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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