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三国”那些事儿（十四）

□罗学闰

比起诸葛亮，哥哥诸葛瑾的名气就要小得多。但是，诸葛瑾父子（儿子诸葛恪）在东吴却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三国志》分别为诸葛瑾和诸葛恪单独立传，还在诸葛瑾的传中附有《诸葛融传》，诸葛融也是诸葛瑾的儿子之一。一家三人名见经传，说明他们在东吴混得风生水起。诸葛亮长得玉树临风，英俊潇洒，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总是羽扇纶巾妙计横生。却不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错误。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读完这首词，你就知道羽扇纶巾指的是三国的东吴周郎（小乔的丈夫），就是那个孙权“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周瑜哦！你还会发现，这首怀古词，跟《三国演义》主题曲《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意境和意旨“何其相似乃尔”。所以，大文豪曹丕感叹文人骚客都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说到长相，一个小故事，就把诸葛瑾长相之怪、诸葛恪少年之智表现了出来。据《孙权传》（宋璐璐编著，团结出版社出版），孙权还是吴侯的时候，一次朝堂议政。侍卫牵来了一头驴，孙权提笔在纸上写下“诸葛子瑜”四字贴在驴头上，弄得长着一张驴脸的诸葛子瑜（诸葛瑾）哭笑不得。小小的诸葛恪请求吴侯孙权把笔交给他，他在“诸葛子瑜”四个字后加了两个字“之驴”，变成“诸葛子瑜之驴”。孙权哈哈大笑，叫诸葛恪把你这“驴叔叔”牵回家去。诸葛瑾最大的优点：公而无私。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派遣诸葛瑾出使蜀国与刘备修好，诸葛瑾与弟弟诸葛亮都以公事相见，公事之后没有任何的私人会见。诸葛瑾最大的特点：从不急迫直言，弄得孙权在朝堂上经常大喊“子瑜为什么不说话”。其说话转弯抹角，但总能表明观点，说服对方。所以，诸葛瑾多次劝谏孙权，都没有因言获罪，孙权也没有为此发过火。

诸葛瑾最大的本事：能打开孙权的心结。据说，吴郡太守朱治曾举荐孙权为“孝廉”（恩人）。后来，朱治有些恃情放旷，让孙权对他有些不安逸。这“不安逸”又“心中有话口难开”，闷在心中很不舒服。诸葛瑾就写了封信交给孙权，孙权及时发出“读后感”：子瑜把我心中的疙瘩解开了。于是，大度地原谅了他的恩人朱治。诸葛瑾最大的官位：孙权称帝后，任命诸葛瑾为“大将军、左都护，兼任豫州牧”。诸葛瑾最大的忧患：儿子诸葛恪被孙权器重，往往另眼相待。这在朝野上下看来，是多大的好事呀（皇帝喜欢），但诸葛瑾却常常担忧（恪不大兴吾家，将赤吾族也）。赤乌四年（241年），诸葛瑾安然去世（享年68岁），他是在三国官场中诸葛家族中“活得最久的一个”。

那个让诸葛瑾常常忧患的诸葛恪，与他父亲诸葛瑾相比，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过大将军，兼任荆州牧和扬州牧，还做过太傅且执掌过国政。诸葛恪最初当的官是“节度官”（管理军队钱粮），听到这个消息，叔父诸葛亮还专门致信周瑜“跨国说情”：让周瑜找孙权“调任另一职务”。原因是，对于军队，钱粮是大事（足见孙权对诸葛恪的信任）。但这个职位就跟“办公室”一样，干好了看不出成绩，些小失误就会铸成大错。诸葛亮说情的理由是诸葛恪性疏（粗枝大叶），大大咧咧地干事，那就肯定容易出错。

我们都知道“三思而行”这个成语，但有人却劝诸葛恪十思而行。其时，诸葛恪时年50岁，任大将军，驻于武昌。孙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召诸葛恪回朝辅政（太傅），后加封丞相。临入朝之前，吕岱对诸葛恪说：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诸葛恪很不高兴地说：原先季文子（春秋时鲁国正卿）才说三思而后行，孔老夫子也才说：再思可矣（思考两次就可以了），你要叫我“思考十次”，我真的就“那么差劲”吗？弄得好心劝诫的吕岱碰了一鼻子灰。

你还别说，诸葛恪既是将才更是干才，他一上位就抡起三板斧（废除孙权晚年恶政），暮气沉沉的东吴有了新的气象。但是，他也做得有些过火（矫枉过正），让他看不上眼的官员全部卷起铺盖走人。这引起了朝野震动，辅政大臣孙峻也强烈反感。建兴二年（253年），正是这个举荐诸葛恪当太傅的孙峻，或者心中也想单独执政，于是，暗中联合皇帝孙亮，将诸葛恪及其死党以赴宴为名诱入宫中，在宴会上将诸葛恪杀害（时年51岁）。据《诸葛恪传》，赴宴前夕，诸葛家的狗曾数度拉扯其衣服（感觉到主人有危险）。拿上台面的原因是，诸葛恪伐魏大败而回觉得很丢面子，准备再度兴兵，惹起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让孙峻觉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时，还斩草除根（诛灭三族）。

真实的原因是，孙峻是凭“本家”（姓孙）得以托孤，诸葛恪是凭“本事”得以执政。在朝政问题上，诸葛恪的东风压倒了孙峻的西风。孙峻面子上过不去，心中很窝火。真是知子莫如父，诸葛家族在东吴就真的被“赤灭”了（鲜血遍地）。有人说，诸葛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话不全对。在两汉时期，知识决定命运，因为可以学而优则仕。而纪连海先生在评点历史人物时，却总爱说性格决定命运。的确如此，诸葛恪就死于他刚愎自用、恃才放旷的性格。虽然孙休即位后为诸葛恪平反昭雪，但已灭族，这个平反也就只有写在《三国志》里，让后世人知道，诸葛恪其实是个好人。忠心为国的诸葛恪，因为面子问题被诱杀，确实是比窦娥还冤。

（六）那些张扬个性的奇文与异士

我们都知道，建安文学的个性鲜明，而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文人，更是在生活中“张扬着个性”，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我读《易中天中华史》，他写魏晋史的书叫《魏晋风度》。风骨与风度，一字之差、一刚一柔、迥异其趣。建安文学得名源于汉献帝的第一个年号：建安元年（196年），到曹操去世、曹丕“逼汉献帝禅位”称帝“改元”的延康元年（220年）。这个时期的文学就称为“建安文学”。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我们都已说过，但“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除刘备说过“孔融也知道我刘备”外，都没有涉猎。“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我们说过，古代不称对方的“名”而称对方的“字”是表示尊重，这是“口头语”习惯。而曹丕在说“七子”时，是“籍贯+名+字”，这是“书面语”的标准。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今邯郸临漳）后，“建安七子”中，只有孔融与曹操“闹别扭”（一个钉子一个眼），其他六个人都把曹操看成知音，先后投奔在他的麾下。“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城，因此，“建安七子”又称“邺中七子”。

我们都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孝顺之典范），但不知道“孔融弑母”的事件（大逆不道）。为啥不知道呢？这是曹操给他栽的赃，曹操对孔融总唱反调而是可忍孰不可忍，就请人诬告孔融（可能有“弑母”之说）。曹操就以不孝之名杀了孔融（55岁）。“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就因与曹操反弹琵琶而冤死在曹操的屠刀下，的确让人唏嘘不已。

陈琳在三国的名气，是那篇《为袁绍檄豫州文》散发出来的。檄文把曹操骂得狗血淋头，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袁绍大败，陈琳被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由于不知道生于何年，陈琳的寿年不可考。

读过《三国志·王粲传》，我对王粲的超强大脑佩服不已。据说，王粲与友人同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据说，王粲幼时去见曹魏的宿儒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发出自愧不如的感慨。看来他在“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也绝非偶然。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因共议“尊曹操为魏王”被荀彧义正辞严地谏阻，曹操没有封王，40岁的王粲却忧郁而死（何其忠也）。

徐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查资料才知道他是曹操手下的“五官将文学”，其《中论》一书被曹丕盛赞，曹丕说：“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据说，阮瑀年轻时也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估计跟“曲有误、周郎顾”的周都督有一拼，都是跨界高手。但是，让后人记起他的，还是因为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

限于篇幅，应玚、刘桢只留其名，虽然不知道他们生于何年，但明确知道他们都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那场瘟疫。曹操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去世，是不是死于瘟疫呢？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建安七子”曾同居邺城，当时的邺城肯定不太平（瘟疫流行）。随着建安文学的主要代表相继病死，建安文学就此跌入低谷。但是，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不仅温暖了时人的精神世界，其折射出的“建安风骨”让后世景仰，庞大的作家群体，丰富的文学作品，说明即使在战乱当中，即使在命悬一线的时刻，人们都还那么喜欢歌之咏之，那其实是一曲曲真正的“生命之歌”啊！（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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