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蒙城青年抗敌协会 □刘勇

烽火岁月少年强

蒙城县青抗会成立于1938年11月，全称“蒙城县青年抗敌协会”，该协会是在党的领导下具有群众性的青年抗日组织。是蒙城当时一支最活跃最坚决的抗日力量，也是引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学校”，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前进，为蒙城抗日胜利起到不可磨灭的功勋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战火烧到安徽，直逼蒙城。1938年4月初，敌人对蒙城发动了突然袭击，肆无忌惮地狂轰，无数乡亲失去亲人，无数父老四处逃难，无家可归。国民党县长平日鱼肉乡里，而对日寇却畏之如鼠，鬼子还未进城，就将蒙城拱手相让，带着一千多人席卷而逃。蒙城沦陷后，日寇纠集了一批民族败类，搞个“维持会”，并在县城和蒙北等急诊设立了据点。日寇汉奸狼狈为奸，群魔乱舞，烧杀抢掠，涡河两岸一度血流成河，蒙城笼罩在恐怖和黑暗之中。

面对凶恶的敌人，蒙城人民满怀仇恨，爱国青年热血满腔，激愤无比，1938年3月，一批到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进步青年邵光等响应党的号召返回蒙城，开展敌后斗争。首先，邵光奔赴徐州，找到青年救国团总部，征得同意备案后，回蒙城与江永华、段青农等在涡河北岸香山小学成立“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蒙城分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开展，第五战区青救团总部销声匿迹，不知去向。邵光等又前去金寨省青抗会总部，呈请备案报告，领到批复。于1938年11月改为“蒙城县青年抗敌协会”，并在丁祠堂(原乐育小学)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男女青年30多人，会上确定了青抗会的宗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动员、组织、团结、教育各界青年，进行抗日救国活动，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

此时，也是193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朱蕴山、光明甫、章乃器等一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组建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在开展群众救亡运动、组织抗日团体、培养青年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安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39年春，为了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和抗日积极性，邵光和马彝伦去省动委会联系，经批准成立了“安徽省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委托第十六工作团”，邵光任团长，马彝伦任副团长。青抗会和工作团都是在党的秘密领导下工作的群众组织，工作团的成员都是青抗会中的骨干。工作团成立后主要工作侧重于对民众的宣传鼓动，与青抗会有分工也有配合，使蒙城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局面。

青抗会成立后，立即组织了宣传队。会员们提着罐子，携着传单，用红土和石灰水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刷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有的登台演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唱《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有的在街头、广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上前线》、《三江好》等话剧；有时组织会员背着行李和道具，步行到小涧、板桥、岳坊、乐土、双涧等农村集镇演出，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家在城里的同志回家吃饭，在农村的从家里带点粮食自己生火做饭，每天吃的是秫秫面馍蘸辣椒酱。下乡时渴了喝凉水，饿了啃干馍，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没有一个叫苦说累的。同时，青抗会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和社会关系，以串亲友的方式，深入农村、集镇，发展会员，建立组织，到1939年春，建立了城关、乐土、吕望等分会，会员达一千余人。

由于日寇的侵略，县城学校残破，教育停顿。为了教育少年儿童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灌输抗日思想，提高民族觉悟，青抗会决定创办“抗敌小学”，县青抗会和城关分会于12月首先在漆园街戴氏宗祠办了第一所抗敌小学，张子才任校长，课本自编自印，以识字和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学生不付学费，教师吃用自备，实行义务教学，办学经费全部自筹。一面教文化，一面讲抗日救国道理，大唱抗日救亡歌曲。在县青抗会的推动下，各分会相继开办了双涧、板桥、立仓等二十多所抗敌小学，学生达1500多名。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青抗会创办了《大家看》墙报，每天一期，张贴在县城钟鼓楼下墙壁上。每天篇幅是一张白光连纸，看得人络绎不绝，受到市民和商民的欢迎，成为他们每天必看的读物。为了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出版了四开版的《前锋报》会刊，内容有时事政治、消息评论、诗歌漫画等，每周一期，每期印数三五百份，发至各分会和县城有关单位。《大家看》和《前锋报》对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发动民众，教育青年，揭露黑暗，推动全民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1939年夏天，著名诗人臧克家、著名小说家姚雪垠以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视察员的身份来到蒙城，臧克家时任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他们为青抗会做抗日报告，并为《前锋报》题词，当时臧克家把《前锋报》题名为：“红灯笼”，赞扬《前锋报》像红灯笼一样明亮，星星之火照耀蒙城。姚雪垠为《前锋报》的编排，政策引导，并鼓励《前锋报》编辑人员，要坚持办下去，掀起抗日高潮。

为解决青抗会活动经费，接待过往同志，保持与上级联系，青抗会决定筹办一个书店，并把书店作为党的地下联络点。书店名称开始叫“青年书店”，因国民党反动派视青抗会为眼中钉，甚至看到“青年”二字就眼红，所以，为避免麻烦便决定改为“大同书店”，取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意。书店经理为杨国正，采购陆在华，店员尚志忠，秋季开业，地址设在黉巷口南面朝西的一间门面内。经营商品除宣传抗日的小册子，还有文具纸张等。一些进步报刊如：《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拂晓报》等，都是通过涡阳新四军联络站传送，在内部传阅。有时还帮助新四军购买一些药品、纸张，接待来往同志，为涡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同仇敌忾旌旗猎

1939年5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从永城东进淮上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在蒙城涡河以北地区。青抗会为了培养骨干，选送了部分会员到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学习，并派邵光到板桥向中共豫皖边省委副书记吴芝圃汇报蒙城青抗会的活动情况。吴芝圃肯定了青抗会所开展的抗日活动，并由李芝生介绍邵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指示要加强党对青抗会的领导。邵光返蒙后，不久即发展青抗会骨干陆振亚、李茂修二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邵光任书记。

1939年4月，爱国进步人士冯玉祥将军的侄子马忍言接任国民党蒙城县县长。马县长坚决抗日，积极支持群众的抗日活动，并枪毙了蒙城的汉奸恶霸头子商会会长李麟阁，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信心。中共豫皖边省委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为发展蒙城的抗战局面，特派张辑五来蒙，利用马忍言的关系，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张辑五来蒙后成立了中共蒙城秘密县委，由张辑五、李宏(王治平)、邵光三人组成，张任书记。县委成立后抓了三件事：一是大力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二是争取和团结各种抗日武装；三是迅速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县委决定发展党员的重点放在青抗会内部，通过培养和锻炼，先后有近20名青抗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发展蒙城县动委会指导员杨子仪为秘密党员，有力地促进了统战工作的开展。青抗会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加卓有成效。

随着工作不断深入，青抗会力量逐步发展壮大，很快由城内普及到农村集镇，小涧、板桥、乐土、三义、立仓、望疃、岳坊、牛王铺、丹凤集等都相继建立了青抗分会。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青抗会成员到1939年底已发展到1000多人，经常在县城的骨干力量有40多人。同时，20多所抗敌小学校，在校学生达1500人，既解决了穷人子弟入学受教育的问题，又扩大了青抗会的抗日宣传面，受到了城乡广大群众的欢迎。

抗战初期，蒙城政界分为三派：一派是以恶霸劣绅为主的地方实力派(又称绅派)，蒙城地方的政治经济主要由他们把持；一派是以中小士绅为主的中间派，他们与实力派在争权夺利上素有矛盾，口头上同意抗日；一派是以蒙城县动委会和教育界的爱国人士为主的左派(又称新派)，他们积极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根据上述情况，青抗会采取打击实力派，争取瓦解中间派，团结左派的方针，积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派马敦五出任国民党《蒙城日报》编辑，邵光、卢锡球为记者，利用舆论工具宣传统一战线。同时青抗会还搬到国民党县党部院内办公，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共事，争取和团结所有抗日力量。进步人士马忍言任蒙城县长后，更加支持青抗会的工作，一段时间内蒙城出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

1939年夏，根据豫皖边区党委关于重点抓骨干力量的培训和抓地方政权的指示精神，青抗会利用暑假时间，在双涧小学举办了百余人参加的“青年研究班”。主要学习《论持久战》等进步理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泼。除上课讨论外，还教唱抗日歌曲，自编自演一些以抗日为内容的节目，搞得热火朝天，影响很大。通过学习，会员提高了理论水平，懂得了对敌斗争的策略。

为取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抓一部分区乡政权，进行合法的斗争，青抗会于1939年2月先后派一部分骨干成员，分别去国民党省、专署办的区乡干训班和县保甲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有10余人被任为区员、乡长、副乡长、助理员，为抓基层政权，开展农村抗日斗争创造了便利条件。

浴血烽火映丹心

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后，全国各地的反共摩擦事件不断发生。10月，新桂系李品仙主皖后，反共势力迅速抬头。蒙城县长马忍言因坚持抗日被反动当局调离，继任者是自称“东方希特勒”的反共急先锋袁传璧。袁一上任就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特别对青抗会的各种活动横加指责，无理限制。他勾结驻蒙安徽省保安第六团等反动势力，在各种场合散布反共言论，辱骂青抗会是“男女混杂”、“一窝子共产党羔子”，制造恐怖气氛。此时，中共蒙城秘密县委书记张辑五奉命调回到涡北根据地，由邵光等三人组成了中共蒙城工委，继续坚持地下斗争。针对当时蒙城反共势力猖獗的局面，工委调整了斗争策略，改变工作方式，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同时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突发事变，经请示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将青抗会大部分人员转移到涡北根据地的抗大四分校和联合中学，只留下少部分人坚持秘密工作。

1940年3月，袁传璧勾结驻蒙的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六团，查封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大同书店”，逮捕了共产党员杨子仪、尚志忠、李季臣、卢锡璜等，并在全县城乡公开通缉共产党人和青抗会员。国民党特务对被捕的同志严刑拷打审问，企图获得党组织的秘密，但四位同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以抗日无罪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残害群众的丑恶罪行。无计可施的特务痛下毒手，于4月初的一天深夜将四位共产党员活埋在县城东六里王，制造了震惊皖北的“蒙城惨案”。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残忍暴行，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力量进行了坚决反击，新四军六支队首长彭雪枫公开致函国民党蒙城县政府，痛斥袁传璧“足下每以希特勒自居，以反共反新四军为能事……”。

蒙城青抗会的成员哀悼“四烈士”后，擦干眼泪，辞别了父老乡亲，满怀悲愤激情，先后奔赴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战斗下去。青抗会虽然被取缔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青抗会会员在两年的艰苦斗争中，为蒙城共产党历史谱写了一曲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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