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日绮罗人度曲 管弦声在半天中

金樽满 听弦管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军阀混战，社会动乱，而僻处西南的巴蜀，却相对安定，王建、王衍父子和孟知祥、孟昶父子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前蜀和后蜀两个王国。

前、后蜀时期，成都市廛繁荣，歌舞游玩之风很盛。一方面，唐代繁盛的燕乐被继承发扬。一方面，新兴的通俗音乐形式——词，受到青睐。

和诗相比，词的音乐性更强，一首词牌，就是一首曲谱。一首词，就是一曲可供演唱的歌曲。加上它的句式长短错落，内容多写风花雪月或男女之情，在醉心游玩的五代南唐和蜀国，立刻受到普遍的喜爱。蜀国词人的作品被后蜀赵崇祚辑录为《花间集》，收录了温庭筠、韦庄等18位词人的词作500余首。赵崇祚在《花间集·序》中说：

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偏谐凤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

“家家之香径春风”，“处处之红楼夜月”，“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正是五代成都的真实写照。

花间词人毛文锡《西溪子》词写道：

昨日西溪游赏，芳树奇花千样，锁春光。金樽满，听弦管。娇妓舞衫香暖。不觉到斜晖，马驮归。

他的《甘州遍》写道：

春光好，公子爱闲游。足风流。金鞍白马，雕弓宝剑，红缨锦，丝竹不曾休。美人唱，揭调是《甘州》。醉红楼。尧年舜日，乐圣永无忧。

这两首词为我们描绘的，就是一幅生动的五代成都游乐图。

摩诃池上歌舞欢

成都西门三洞桥畔，与十二桥琴台路遥遥相望，是前蜀高祖王建的陵寝——永陵。成都人习惯称它为王建墓。这是唯一的一座修建于地面，然后垒土成冢的帝王陵寝。

走进墓室，是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的东、西、南三面腰上，有24幅精美的乐舞伎雕刻，正面4幅，两侧各10幅。

除了两个舞蹈伎外，其余22幅为奏乐伎。她们分别击羯鼓、击铜钹、吹贝、吹笙、吹叶、弹箜篌、吹筚篥、弹筝，吹排箫、吹公式、拍板、弹琵琶、击都昙鼓、击齐鼓、击腰鼓、吹笛、击鸡娄鼓和摇鼗鼓、击答腊鼓、击毛员鼓。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宫廷乐队的建制，与《旧唐书·音乐志》所载的唐“十部乐”中的龟兹乐、高昌乐、天竺乐、疏勒乐等的建制相似，与基本保留汉族音乐形式，以钟、磬、琴、瑟为主奏乐器的清乐系统不同。

永陵乐伎石刻一经发现，就引起了考古界和音乐界的高度重视。它不仅为我们研究唐五代的音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其精美的造型、娴熟的技法，使它们本身就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永陵乐伎石刻，引起了人们的无穷遐思。我们仿佛看到，在摩诃池的舞榭歌台上，君臣嫔妃们正在消夏纳凉。一队女乐伎奏起了轻柔优美的音乐，舞女们翩翩起舞。夕阳西下，一轮皎洁的明月升上了天空。渐渐地夜已深了，殿中已经燃起了儿臂粗的巨烛，但是他们的兴致仍然很高，把宋代词人晏几道《鹧鸪天》中的话“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借用来形容此时此景，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24幅石刻乐舞图像，吸引了四川音乐学院的朱舟、俞抒和高为杰三位音乐家，他们曾在墓前流连忘返，“无心惆怅君王迹，着意低回古乐情”，于1981年写成了民族管弦乐曲《蜀宫夜宴》。此曲在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民族器乐》评奖中获一等奖。

御制新翻曲子成

四川的山川秀美，不仅钟灵于须眉男儿，也钟灵于巾帼女子。自古以来，巴蜀大地不仅人才辈出，令人有“文宗在蜀”之叹，而且出现了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黄宗嘏、黄娥等一大批才女，为巴蜀大地增色不少。

后蜀主孟昶的夫人费氏，是青城山下的一位女子。她不仅色艺双绝，而且文采斐然，深得孟昶的宠爱。她喜爱芙蓉花，孟昶就在城上遍种芙蓉。秋天，芙蓉盛开，“四十里如锦绣”，成都也因此有了“蓉城”的美称。

花蕊夫人曾写过100多首《宫词》，描写宫中生活。诗被收在《全唐诗》中。这些诗句生动地记载了五代时期的成都（主要是宫廷）乐舞的盛况。

离宫别院绕宫城，金板轻敲合凤笙。

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

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

尽将筚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

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

先向画楼排御幄，管弦声动立浮油。

选进仙韶第一人，才胜罗绮不胜春。

重教按舞桃花下，只踏残红作地裀。

山楼彩风栖寒月，宴殿金麟吐御香。

蜀锦地衣呈队舞，教头先出拜君王。

东宫花烛彩楼新，天上仙桥上锁春。

偏出六宫歌舞奏，嫦娥初到月虚轮。

御按横金殿幄红，扇开云表露天容。

太常奏备三千曲，乐府新调十二钟。

博山夜宿沈香火，帐外时闻暖风笙。

理遍从头新上曲，殿前龙直未交更。

西球场里打球回，御宴先于苑内开。

宣索教坊诸伎乐，傍池催唤入船未。

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

好是圣人亲捉得，便将浓墨扫双眉。

三清台近苑墙东，楼槛层层映水红。

尽日绮罗人度曲，管弦声在半天中。

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便上头。

按罢《霓裳》归院里，画楼云阁总重修。

舞头皆着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

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公式。

梨园子弟簇池头，小乐携来候宴游。

旋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宣城院约池南岸，粉壁红窗画不成。

总是一人行幸处，彻宵闻奏管弦声。

宫娥小小艳红妆，唱得歌声绕画梁。

缘是太妃新进入，座前颁赐小罗箱。

内人相续报花开，准拟君王便看来。

逢着五弦琴绣袋，宜春院里按歌回。

巡吹慢遍不相和，暗数看谁曲校多。

明日梨花团里见，先须逐得内家歌。

玉箫改调筝移柱，催换红罗绣舞筵。

未戴《拓枝》花帽子，两行宫监在帘前。

这些诗句，为我们描绘了宫廷中从学习、排练到表演的一整套乐舞表演情况。

为了表演的成功，梨园子弟和教坊的乐伎们天天都在学习和排练。“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常有按歌声”、 “尽将筚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重教按舞桃花下”、“按罢《霓裳》归院里”、“每日内庭闻教队”、“海棠花下合《梁州》”、“宜春院里按歌回”。这里所说的按歌、按舞、按玉笛声、按《霓裳》、教队、合《梁州》，都是排练。“蜀锦地衣呈队舞，教头先出拜君王”，“偏出六宫歌舞奏，嫦娥初到月虚轮”，说的则是表演。

“尽日绮罗人度曲，管弦声在半天中”、“总是一人行幸处，彻宵闻奏管弦声”。宫廷如此，民间也毫不逊色。北宋初年，张咏《悼蜀诗》描述后蜀时的成都说：“烛影逐星沉，歌声和月落。”陆游记载前后蜀时期仅崇州一地就有民间乐手数千人，有“三千官柳，四千琵琶”之说。成都乐舞之盛，可想而知。让我们不由又想起了诗圣笔下所描写的“锦城丝管日纷纷”的景象。

蜀锦地衣呈队舞

五代时期前蜀的音乐歌舞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出现了大型布景戏《采红莲队》与歌舞剧《麦秀两岐》。

唐代的歌舞大曲，在宋代发展为队舞表演。据《宋书·乐志》记载，宋代宫廷队舞，就有“小儿舞队”和“女弟子队”。宋代史浩的《郧公式峰真隐漫录》详细地记载了宋代《采莲舞》《太清舞》《柘枝舞》《花舞》《剑舞》《渔父舞》等的表演情况。

从花蕊夫人的《宫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五代时期，前后蜀的宫廷乐舞中已经有队舞的表演。“蜀锦地衣呈队舞，教头先出拜君王”。描写的就是队舞的表演，而所谓“舞头”，大概就相当于宋代队舞中的“竹竿子”。

前蜀王衍时期的队舞中，采红莲队舞是非常有名的。宋人田况曾在成都做过官，他在《儒林公议》中记载了这个队舞的表演情况：

王建子衍，嗣于蜀，侈荡无节，庭为山楼，以彩为之，作蓬莱山。画绿罗为水纹地衣，其间作水兽芰荷之类，作《折红莲队》。盛集缎者于山内鼓，以长钥引于地衣下，吹其水纹鼓荡，若波涛之起。复以杂彩为二舟，辘轳转动，自山门洞中出，载伎女二百二十人拨棹行舟，周游于地衣之上，采折枝莲到阶前，出舟致辞，长歌复入，周回山洞。

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采红莲队舞的舞台布景极其奢华：以彩绸装饰成青翠缥缈的蓬莱仙山，再用画着水纹的绿色丝绸作地衣，并用鼓风器吹动地衣，使之起伏翻滚，犹如碧浪滔滔。这时由山洞中“划”出两艘乘坐着二百二十名女伎的绸扎彩船，她们手执粉红的莲花，列于阶前，先下船致辞，然后曼声歌唱，再回到船中，最后划入山洞。

自汉代以来的百戏表演，舞台布景就极为壮观。有“神山崔巍”，有“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的舞台效果（均见汉·张衡《西京赋》）。隋炀帝时期的百戏更为夸张，表演场地“绵亘八里”、“激水满衢”，演员在真的水中表演。而前后蜀时改用“水纹地衣”，并用机械鼓风，在舞台布景和舞美设计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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