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圈粉”王羲之靠的是常璩的《华阳国志》？

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他所撰《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

相比薛涛、司马相如等同样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的人而言，常璩确实鲜为人知。这位中国的“方志鼻祖”是如何炼成的？昨日，四川辞书出版社副编审张国文解读常璩的一生，“常璩是一位有着非凡勇气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位自成一家、素养深厚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秉笔直书的时代记录者。他用‘华阳’来解读巴蜀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巴蜀历史研究提供强大底气。”

出生文化世家

常璩从祖就是历史学家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西晋末年，常璩出生于蜀地的江原常氏，其为蜀中大族，本就是文化世家、“文献故家”。因此常氏族人大多研究学艺、擅长文辞、喜爱撰写文章。常璩的从祖常宽，也是博学多闻，著有《典言》《蜀后志》和《后贤传》。

虽是生在名门望族，常璩家中却十分贫困。他从小天资聪颖又耳濡目染，少年时即以广博才学名闻蜀中。但处于乱世，常璩也经历了战乱之苦。公元301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义，家乡的富有人家都迁去外地，常璩改为依附青城人范长生。公元304年，李雄建立成汉政权，以范长生为丞相。在范长生的保护下，常璩得以读书受教，大量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并在之后进入了政权中心。这也成为他写作《华阳国志》的条件。永和三年（347年）东晋桓温率军攻打成汉，常璩不忍生灵涂炭，劝执政者李势投降，后为桓温参军，前往建康。《华阳国志》一书，据专家分析，便是在永和四年（348年）到永和十年（354年）期间所著。

在吸取先贤们的经验和教训后，常璩开拓创新、自成一家，开创中国地方志写作先河。所以四川大学教授、《华阳国志校注》校注刘琳说：“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

《华阳国志》《兰亭序》同时诞生

两个作者竟无交集？

永和年间诞生了《兰亭序》和《华阳国志》双璧，而两位作者同在一个地区，是否有过“世纪会面”呢？

可惜的是，在张国文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常璩与王羲之二人交集的信息。“王羲之家族和其他几大家族（谢、郗、庾等）41人聚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了一场风雅之会。这场风雅之会，对于滞留于江左、破国落寞的蜀中士人来说，那可能是一种炫耀。名单里，自然不会有常璩。”张国文解释说，永和九年，常璩也许处于强烈的郁郁思蜀的状态之中，也许处于《华阳国志》一书进入杀青时的紧张审读里，也许作为一个败亡政权的官员，与簪缨之家的王谢天然地铺排着一道鸿沟。

虽说王羲之并没有与常璩有过交集，但王羲之晚年却陷入到了对蜀地的向往之中，王羲之的《十七帖》《邛竹杖帖》《成都城池帖》等作品都表达了对蜀地的畅想。《游目帖》中更是写道“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

张国文推测，常璩和他的《华阳国志》影响，正在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文化界弥散开来。常璩的年纪，比王羲之大10岁左右。常璩的书，被成汉当权者李寿作为国礼送到北方后赵石虎那里，常璩的声名传布于黄河流域。“可想而知，常璩的《华阳国志》应该是开启了当时文化人追随巴蜀文化的风潮。”

本报记者 李雪艳图片来自崇州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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