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蜀府重塑藩王形象

金沙寺图（《嘉庆华阳县志》，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绘制），蜀王爱游玩的金沙寺旧址在今南门大桥东南侧

明代长卷《出警入跸图》以写实画风描绘了皇帝出行的场面

胡开全/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蜀王秘史

明蜀藩一系，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难得的贤王群体。历代蜀王鼓励名士风范，提携名医，修庙、修名人祠堂，创建市民公园，捐建义冢和桥梁，提倡以散曲为代表的音乐等，积极参与锦城的生活，并以自己的品位影响成都。蜀府的贤良重塑了中国藩王的形象。

忠孝为藩 勤政安邦

真正贤能的藩王通常受封即立志有所作为，一系列的历练中包括严格的皇室教育和出外游历，以此增长见识。蜀藩在这方面的行为及其留下的资料，为全国树立了典范。第一任蜀王朱椿（1371－1423）在受封之后、就藩之前有很长的历练期。他18岁时写下一首《中都留别》很能代表志向，“昔闻河间献，亦有东平苍，唐宋称宗室，上下相颉颃，顾我才谫薄，志存先哲王。”以历史上著名的河间东平两位贤能藩王为榜样，表达“忠孝为藩奉君父”的决心。明代200多年间，蜀府始终立场坚定，对朝廷忠心。这种绝对的忠心，严格的自律，对明代政权的稳固有着重要作用。

四川在明代的版图疆域中非常重要，明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名藩择形胜”说：“明封秦晋诸王，皆据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内。置相傅以下官属，与京师亚冕服，则九旒九章车旗服饰，仅下天子一等。天子之臣，贵重至太师丞相公侯，不得与讲分礼，伏而拜谒。《续文献通考》曰：髙巍上言，太祖既定中国，体三代之良法，择形胜之重地，建封诸子……四川虽西南一隅，山川阻深，故以蜀府王之。”明代彭韶在《山川形胜述》中有更具体的描述：“蜀之地，南抚蛮獠，西抗吐蕃，上络东井，岷嶓镇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峨眉为城郭，南中为苑囿。缘以剑阁，阻以石门，而越负秦，地大且要，诚天府之国也。”四川距离京城遥远，特别是朱棣迁都北京后，是所有藩府里离京城最远的，消息往来的时限最长。有鉴于此，蜀府必然主动承担众多的责任，并相机择处，宣扬朝廷威仪。

蜀府最大的贡献是其独特的“以文教化一方”策略，《明史》所载“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成为明太祖“治天下之道，必建藩屏”理论在全国的典范。朱椿在延揽名士，鼓励文教方面成绩卓著，对宗教的关注和对宗室成员的安置，最能体现其执政策略。从四川明代佛教碑文可以看出，蜀府除重视传统的峨眉山、成都、大足的寺庙外，还重点关注南面马湖地区、西南面雅安天全一带、西面茂州至松潘一带的寺庙，为稳固边疆贡献良多。在军事上，四川作为当时的边疆地区，主要受到西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威胁，而南面有四川行都司带领六个卫所，防守相对稳固，蜀府多次用兵主要在松茂一带，于是仿效“天子守国门”的策略，将宗室主要布置在都江堰一带。从实践看，这一策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第五任朱友垓（1420－1463）受到皇帝降旨表彰，特写下《迎诏》诗：“日星璀璨华夷见，雨露沾濡草木妍，万古岷峨为保障，亲藩共享太平年。”

减免税收 吸引人才

历代蜀王在享受荣华富贵之余，仍然守土有责，勤政为本。蜀王府里有专门的“勤政堂”，“多士皆知学，三农尽力田，明年应考绩，补内看乔迁”，阐述了蜀王自己及臣属的职责。而蜀王所写《思政堂》则展现了执政理念和工作状态：“勤政孜孜有所思，东方向曙早朝时。奸邪误国当除却，贤俊匡时可荐之。海内只期兴教化，民间须得乐雍熙。唐虞稷契商伊尹，一念惟公岂有私。”

蜀府在经济上也力所能及为蜀中作出贡献。首先是利用职权帮助蜀中百姓争取免税的机会，如只进贡蜀锦和川扇。对朝廷要求的专项“茶马交易”，一方面积极督促地方，一方面府内设立办茶的专门机构“蜀府正字”，每年向朝廷进马也成为蜀府的常例，为国家贡献很大。此外的小项非常多，包括资助修建寺庙、名人祠堂、都江堰岁修、给博士生拨款、给名士赐田等。明代蜀中形成了一个传统，凡是涉及修公祠、修庙、修桥等公益事业，牵头人都会向蜀府求助，从留下的文献和碑文看，蜀府或捐钱捐物，或赐田等，让蜀中民众真切感受皇恩咫尺。

宋末战乱，成都经济萎靡、文化凋敝，明初开始恢复，历代蜀王贡献良多，这从几代蜀王所写的“锦城十景”就能印证。为求发展，蜀王除从外省延揽名士外，对当地的文化人也大力提携和表彰。为了树立楷模，有时命人写诗歌颂弘扬，如“王福，成都人。读书尚义。伪夏时，元御史丁帮翁流寓于蜀，福馆之，事以父礼。既卒，厚殡葬之不吝。蜀王闻其事，更名曰义，命儒臣诗以美之”；有时则直接赐予田产予以奖励，如“杨敏，字学可，新都人，师杜圭，博经史，避兵云南，还蜀，明玉珍迫之，不仕。洪武赐钞归隐。蜀献王给田八十亩，赠云：流水画桥题柱客，清风精舍读书人”。

对医术高明者，蜀府积极向朝廷推荐，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如“叶拱北，字朝贵，彭县人。幼习儒业，有大志，因母病，究心医理，遂精焉。天性孝友，博学能文，尤工诗，嘉靖乙酉（1525），蜀成王深慕其名，卑礼聘之，试辄奇中，赐宅成都。疏荐于朝，应礼部试，居第一，授以良医正。回蜀，曾制《存养省察论》陈于王，王嘉纳焉。每岁制方药施贫乏者，其门如市。”

大兴土木 惠及民生

蜀王府建筑宏伟，有“壮丽以示威仪”的意图，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成都600多年的文化中心。这里虽然不是成都的行政中心，但以蜀府的模范作为，成为西南地区代表朝廷的演礼中心。其一举一动，在当地百姓看来都是睿旨纶音，深深地影响着成都、乃至周边民族地区。

对成都平原重大水利工程都江堰，蜀王更是长期关注，投入颇多。明代陈鉴的《铁牛记》记载，在都江堰建铁牛时，“蜀王闻而贤之，命所司助铁万斤，银百两”。正德年间的一次都江堰整治工程，“治之日，蜀府差长史李钧赍币帛羊酒，劳诸从事者。民环而观之者，亿万欢声，震山谷间。其父老皆合掌曰：此吾子孙百世利也……蜀府毎年亦助青竹数万竿，委官督织竹笼，装石资筑”。

对于成都西门著名的杜甫草堂，历代蜀王倾注心血最多。朱椿亲自到现场进行调查，“卜居草堂近，梵刹有遗基……缅怀杜陵老，千载同襟期”。修杜甫草堂时，方孝孺在蜀并撰文记载，即后人回忆的“蜀献王之始封也，见祠隘且就圮，曰：‘是足以妥灵而处祀乎？’遂拓而新之。”之后多位蜀王又有维修，张时彻任四川巡抚，又向时任蜀王朱让栩禀报要求大举修缮。蜀府应允，遂“遂辟廊庑，起甍栋，引流为池，易甃以石，规模壮丽，増于故昔盖十之六七，费白金三千有奇”。因为杜甫草堂是成都著名景点，来参观游玩的人众多，对蜀府的评价甚高，“是举也，见今王绳武之孝焉，尚贤之诚焉，风后之烈焉，非恭俭乐善，其孰能之？”而蜀王本人对修缮工程也很满意，“遥指西郊旧草堂，少陵遗迹未荒凉……游人仰止祠前水，一曲沧浪引兴长”。之后，张时彻又请蜀王出力为诸葛亮建专祠，蜀府也欣然同意，“辟浣溪之隙地而祠焉”，此后立碑，“盖以昭蜀王尚德之美”。

此外，蜀王还在成都东门新建祠堂，即静居寺的宋濂祠，经过几代蜀王的经营，也成为成都的著名景点。王樵《使蜀记》记载，杨升庵受邀编撰《全蜀艺文志》，就是在静居寺花了28天完成的。对于这个祠堂，王士贞是这样记载的：“过桥至静居寺，气象疏豁。入山门为明王殿，次弥勒佛、次大雄殿，皆有画壁。最后藏经阁。西出为文殊殿，即宋（濂）、方（孝孺）二公祠，有宋文宪公（濂）像。殿后文宪墓，高如连阜，其上修竹万竿，扶疏栉比，无一枝横斜附丽。”

蜀府还修了一些惠及面广的工程，如位于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成都老人口碑相传：“王宫之东另建园囿，内有古梨树数十棵，均二三百年古木，每年三月成都士女游玩其间”。城外面的小工程很多，如新都由蜀府郡王修的德阳王桥，“南十一里，旧名大小毗桥，水势极险，往来病涉，王命官督建，巡抚李公大书其碑曰德阳王桥。”以及供穷人使用的坟地，“义冢地，府城四郊，蜀府置”。

蜀府也喜欢与民同乐，但不声张、不扰民。《元宵》诗云：“银汉月华明，游人队队行，笙歌归禁苑，灯火下蓬瀛。笑语喧花市，星毬璨锦城，良宵堪玩赏，归去马蹄轻。”这种“归去马蹄轻”般悄无声息的参与，导致蜀府的存在感不强。但此处无声胜有声，蜀府在公众场合的低调，恰是“忠孝为藩”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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