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积案舆论审判盼重大案件信息公开

□成都 徐琼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洋遭同学投毒被害身亡，由于作案手法与后果都惊人相似，很快启发了公众的回忆与联想，令19年前的清华大学朱令案重新成为舆论热点。

有一种生比死更让人同情。比如朱令。当年的完美女生，与如今的全身瘫痪、100%伤残、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形成残酷对比。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给人看，更大的悲剧是，竟然没有人为所造成的悲剧负责。黄洋死于同学之手，青春做伴却同室相煎，让人唏嘘，但与投毒犯罪的心思诡秘、手段阴狠、令人生畏相比，更让人不安的是投毒案真相不明、投毒者逍遥法外。

强大的互联网于19年前帮助朱令确诊“铊中毒”，19年后似乎又想帮助朱令洗冤报仇。19年来受害者与身边人的积怨与怀疑，被以悬疑的方式一一提出过堂，又被网民一一“认定”并义愤填膺地广泛流传。

但舆论判决终究不是判决，何况有限的案件细节，似是而非的传言，令一场全民推理更像某种竞猜。此等公众热情由于得不到权威消息回应，最终恐使朱令案的悲情与义愤，退化成一种谈资。而民间与互联网的断案热情，其实是在考验或者说求救于真正的断案人。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澄清传言的，应是当年接触第一手证据、清楚整个办案过程的北京警方。

将每一个罪犯绳之以法，可谓理想的司法。与公众期待相异，谋杀案破案率不高，唯一知道真相的，常常只是真凶本人。现实往往是，警方努力并最大限度接近真相，最终却无力回天。但这并不代表警方再也无所作为。根据今年起施行的公安部《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公安机关对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普遍关注、需要社会知晓的执法信息，尤其是重大案件调查进展和处理结果，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

朱令案虽说只有单一受害者，但已然满足“公众普遍关注”的标准，而时下传言最盛的“权力干涉、被迫结案”等内容，当然涉及公共利益，完全符合重大案件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的范畴。即使不宜公开，《规定》也有说明，“涉及特定对象权利义务、需要特定对象知悉的，应当告知特定对象，或者为特定对象提供查询服务”。朱令家人有权了解案情相关信息。

也许，需要昭雪的，除了朱令，可能还有多年生活于公众口水之中的“重大嫌疑人”，也有努力办案却被扣上“执法不公”帽子的当年办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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