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张维迎的真正区别在哪

□ 付克友 成都

在7月复旦大学举行的纪念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林毅夫、张维迎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和经济的激烈交锋，曾引发舆论广泛争议。一个月后，林毅夫发文阐释观点，指出他和张维迎乃至国内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应该回到斯密的观点还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这再度引发媒体关注，赫然在目的标题是“我和张维迎相反，认为绝大多数政策是正确的”。

政府的绝大多数政策正确还是错误，差异显而易见，但以此作为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区别，也有失片面和简单。当然，是不是张维迎就回到斯密的观点，而林毅夫就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恐怕也只能归于嘴仗。重要的不是两人说了什么，而是两人为什么这样说，这才是他们的真正区别。

不难发现，林毅夫的种种说法其实有“以成败论英雄”的强烈色彩。在他看来，正确的政策应以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以先验的标准来评定，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来看，“应该肯定中国政府过去35年采取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

林毅夫为什么要以“成败论英雄”？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榜样情结”和“原创情结”。所谓“榜样情结”，即林毅夫将中国这种务实的能够同时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转型策略，作为世界上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希望中国经验能为他们分享。按照经济学家华生的说法，林毅夫到世行工作后，看到“不争气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

所谓“原创情结”，即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违背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具有值得总结的创新价值。林毅夫一直认为，现有理论尚难解释中国“奇迹”，他构建宏大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也显示了他作为外界评价的“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中国经济学家”的雄心。

如是观之，林毅夫的视角是世界的，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在这个角度，很难说该不该“以成败论英雄”。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成败论英雄？就此而言，林毅夫又有“以经济高速增长论成败”的色彩，因为中国经济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速增长的奇迹。

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维迎和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与林毅夫产生了分歧。因为他们的眼光，更多的是中国的，而不是世界的，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有牺牲长远发展的代价，比如人口危机、产业结构等，也有社会成本的代价，比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如果说全球层面“以成败论英雄”无可厚非，在中国层面单纯以“经济高速增长论成败”则弊端凸显。

同时，这也体现为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的确，中国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因为他们对应于中国过去的发展阶段；但当中国奇迹走到今天，就需要摆脱过去某种成功模式的路径依赖，而推行更多更深入也更合时宜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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