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音乐，打体育，还不讲计划生育” 那些年 我们也被逼着学过很多东西

转眼就是儿童节了。

现在的小孩被各种培训班逼得都失去了笑容，每次叫他们做作业的时候都会很愁苦地来一句：“哼，就晓得喊我做作业，你们小时候光耍，好安逸！”

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光耍吗？

其实，那个时候的孩子，也有不少人被家长要求去学这学那的，只是当年子女多，穷，拿不出那么多钱大规模培训而已。

当然，比起后来的独生子女，我们是要好过得多。

50年代生人

一个业余篮球队员的

亲切回忆

■讲述人：任红玲

上世纪60年代，我在成都四中（现石室中学）读书。从小喜欢体育，动作灵活，弹跳和速度都不错，被体育老师选中，加入了成都四中女篮队，从此开始了我“辉煌”的篮球生涯。

训练是艰苦的。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是课外活动时间，我们女篮的队员们步行到后子门的体育中心，开始训练，训练完后洗澡吃饭。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学校时，晚自习已经过去一半。学习被耽误了，必须自己想办法补上，关键是每年的全省中学生三好杯篮球比赛，必须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凡是有一科不及格的都没资格参加，队员们的学习压力不可谓不大。

寒暑假来了，别的同学都可以尽情玩耍，我们却搬到体育中心的一间大房间里，自带被褥打地铺，开始了更为艰苦的集训。早上天麻麻亮，就起床围着体育中心圆形的外跑道跑一圈，大约800~1000米，然后洗漱吃早饭；早饭后稍事休息，上午的体能训练就开始了，仰卧起坐100个，俯卧撑100个，高抬腿原地跳100个，下蹲起跳100个，蛙跳50个，杠铃下蹲50个，各种跑跳……每个动作轮流，要做好几组，大滴大滴的汗珠从头上滴落在地上。午休之后开始下午的技能训练：投篮、上篮、运球，接传球、各种进攻和防守训练、技战术配合……最后是分队比赛。晚饭后才能在自己的铺位上做假期作业。

由于教练的严格要求，加上我们的刻苦努力，连续几年，成都四中女篮在四川省中学生三好杯篮球比赛中都获得冠军，不但在中学生里名气很大，在社会上也小有名气。有一天我骑车在人民南路上，一个叔叔在我身边一边骑一边问我：“小鬼，你们今天打不打比赛？”哇！原来在路上也会被大人认出来啊！

为了提高临场经验，磨炼我们的斗志和技术，教练还经常安排我们星期六晚上在体育中心的室内球场比赛，对手大多是东郊国营厂矿的半专业球队，队员都是从原来的专业球队转业到工厂的，实力相当强。这种比赛是要卖门票的。我们凭着年轻，体力好，跑动灵活，往往能够险胜。

1969年2月，我们上山下乡了，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打球的事仿佛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没想到忽然有一天被县知青办召集到县代表队，经常到县里集训，外出打比赛。集训和比赛期间每天的工分都记满分，伙食标准也很高，每天都有蛋和肉，令其他知识青年羡慕不已。每逢球队比赛，整个小县城那是万人空巷，都聚集在灯光球场，掌声欢呼声响彻云天，篮球队的人个个都是明星。

后来，知识青年招工返城的文件下达后，第一批回城和被大型国营厂矿选中的，也几乎都是球队和宣传队的。

60年代生人

四十年前的“素质教育”

■讲述人：望福街

上世纪70年代，当时有一句话，说一个人“‘超\’音乐，打体育，还不讲计划生育”。虽是调侃，但说明当时搞体育和文艺是非常时髦的。

当时的政策，高中毕业以后，学生们直接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有非常少的人可以逃脱下乡，一是进体工队，二是进歌舞团。更重要的是，一旦进了这样的团体，就是国家的人了。那个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神话——谁谁谁才12岁，就已经在体工队领工资了。

此等诱惑，岂有不求之理？于是，就有很多家长行动了。

我家一个邻居，姓李，中等个子，人很敦实，养了一个女儿，从小也是敦实的体格，印象中从来没有扎过辫子，永远都是短短的运动头。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老李就带着小李开始练游泳，小李那个时候应该只有七八岁，个子小小的，也不爱说话，印象里她出现的时候，背后一定有老李在。那个时代，全成都只有两个游泳池，一个是新南门的南虹游泳池，一个是“东郊”的猛追湾游泳池。老李家住南郊，到最近的南虹游泳池走路都要一个多小时。老李有辆很破的自行车，每天天还没有亮，就看见老李骑着他的破车，搭着睡眼惺忪的小李出发了，先在南虹游泳池去赶开门第一泳，然后再搭着孩子去学校上学。

老李的身板其实不太像个运动员，但他却当了小李的启蒙教练，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循环同样的事情，骑着破自行车，搭着女儿去游泳池训练。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几年，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区上的运动会上看到了小李的身影，她站在最旁边一个泳道前的台子上，一个鱼跃，跳进了水池。记不得她当时的成绩，只是听说，小李后来也没进到游泳体工队，再后来，又听说，小李参军了。

还有一个邻居妹妹，父母都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一看就是很文艺范的那种人。有一天，我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很难听，很没调，我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乐器传出来的声音，直到有一天，我看到邻居妹妹骑着自行车，背后背了一个两尺多长的藏青色布袋，里面的形状是一把小提琴。

从那以后，就经常听到楼上传来琴声，从“吱吱嘎嘎”的乱拉，到后来有些清晰的旋律。再后来，加入她拉琴的有三个孩子以及一个戴眼镜的很严肃的老师。请老师给孩子教小提琴，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就算一堂课几块钱，每个月也得花去她父亲一半的工资。

但文艺青年在哪个时代都不缺。所以，社会上对某个人坚持不懈考歌舞团的事情会有不少段子，其中有种说法是，吃生鸡蛋可以让嗓音高亢又甜润，于是就会说，谁谁谁在偷偷吃生鸡蛋，考了三次歌舞团都没考上，可她还在坚持吃！

其实，那个拉小提琴的邻居妹妹还不是唯一学艺术的孩子，在我们那个院子里，有吹黑管的，有拉二胡的，有唱京剧的，每天晚上，各种噪声经常引得邻居吵架。

后来，那个学小提琴的邻居妹妹没考进歌舞团，而是进了一家央企。再后来，企业不行了，邻居妹妹下岗了，听说去开了一家小小的火锅店。

70年代生人

被关在

书法美术班里的暑假

■讲述人：一笑

小时候，每个暑假到来之前，我心里都充满着忧伤和恐惧，因为，我又要被关进“书法班”和“美术班”去了。

一般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是少有课外培训的经历的，但我们镇上的例外，因为有两个非著名的“土艺术家”驻扎在此，一个是教书法的李老师，一个是我爸——教美术的钟老师。暑假，总是以他们张贴出招生告示开始的。学美术总得有点天分，同时颜料纸张之类也花钱，所以大部分都到李老师的班上学书法。

印象中李老师的书法班规模之庞大，镇上及周边大大小小的孩子，很少有漏网的。他总是要在小学校租很多间教室，每个教室密密匝匝坐五六十个娃娃，就跟正常上学的班级一样。与平时上课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教室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高矮落差极大，从小学一二年级到高中生混杂，而且这个庞大的书法学校只有李老师一个管理者，他所做的事，就是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巡视过来，在写得好的字上面打个圈，再给练字本的每行写个头子，叫你照着临摹，然后移动到下一个点位。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

川东的夏天，酷热异常，平均温度38~40℃。那时候并没有奢侈到有电扇降温，几十个孩子就满身汗涔涔的，有气无力地默默写字。我的手经常汗湿得拿不住笔，头发湿漉漉地粘在脸上。尤其是下午两三点钟，我总是倦意深沉，呵欠连天，写着写着头就点到纸上去了。

那些被迫写字的沉闷而漫长的暑假曾让我悲伤得要命，但几十年后回望，这样的训练还是有好处的。长大后有一次我偶然翻到小学四五年级的作文本，惊讶地发现那些文章居然是用规规矩矩的小楷写在方格子里的。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本事而震惊，结果我妈，当时的语文老师淡淡地说：你们那几届的娃儿嘛，写作文当然是用毛笔，都在李老师那里学过的，又不是啥子难事！

一个月的书法班结业，下一个月我就被转移到“美术班”了。身为中学美术教师的我爸，收到的学生总是远远赶不上“闲散人员”李老师（对此他老人家是有点嫉妒的），所以也没有阔气到要去小学租教室的程度，一般就在家里的客厅里画画。我印象中的经典场景就是：正对大门的那面墙下放着个小木桌，上面轮换摆着一个南瓜、一堆番茄，或者一两个坛坛罐罐之类，下面一群孩子坐在高低错落造型各异的凳子上（家里所有能坐的家当都搬来了），听我爸讲述明面暗面阴影高光之类枯燥的名词，然后就是铅笔在纸上涂涂抹抹的唰唰声。几个小时坐下来，腰酸腿痛。

作为一个狂热的美术爱好者，我爸坚定地把人分为两类：学美术的和不学美术的。那些没学过美术的，在他心里就是不学无术！对这些愿意跟随他的“有追求的孩子”，我爸的理想就是把他们都送进川美去，所以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奈何那些枯燥的素描训练和酷热的环境让人内心焦躁，很难有上了这种培训班就真正爱上美术的。

一年又一年的美术班办下来，不知多少孩子流水一样地从我家客厅经过，但最终只有两三个进了川美，成为我爸一生的荣光。而我虽然年复一年坐在那里画啊画啊，心里却是抗拒的，所以最终也没在美术上搞出什么名堂，让我爸极其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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