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记事起,天天吃完晚饭,大队干部就拿着个硬盒纸制作的喇叭筒,走院串户地喊: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召开全体社员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上级的各种文件和通知,那是农民得到上级信息的唯一方式。
有一天,我看见几个大人在每家的房顶上拉铁线,隔100多米远竖立一根电线杆子,电线杆子上拧上一个白色的瓷器,用来固定电线。那时我年龄小,不知道大人们在做什么。
玩到很晚回家,听见土墙上有大声的说话声,非常好听,就像在大队门外听到过的干部讲话。爷爷、奶奶还有我父母,都坐在长木凳上专心地听。
借着昏暗的小油灯光,我看见土墙上挂着一个近似书本大的木匣子,声音就是从那里面发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广播喇叭,时间是1970年腊月。
广播喇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外边的电线通到墙上的广播喇叭,另一条线从喇叭上伸出来,接到一根硬铁丝上,插进地里,浇水声音才大,地干了声音就小。所以,给广播喇叭的地线浇水,是一项经常性的劳动。
广播喇叭对乡亲们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人们惊奇地发现,一根线连接着一个书本大的木匣子,就能传播声音,而且可以听到从大队到中央的声音,太不可思议了。
广播喇叭一天响3次,第一次是早晨睡得正香时,广播喇叭响了。奶奶起床做饭,母亲挑着木桶到河边挑水,我们娃儿家冬天起来到院坝或路上捡狗粪,夏天起来到田里割猪草。
中午响一次,那是社员在田间收工的时间,也是娃儿们放学的时间。晚上一直响到人们睡觉。
每次播音开始,音乐结束。播音员会说,这里是金牛公社广播站,现在是第某次播音。
我所在的成都金牛区广播站和金牛公社广播站,除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和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外,都办有新闻节目,每次播音10分钟,稿件都是当地人写的。
因为写稿人少,常常播出田间地头庄稼该喷洒什么农药,或者计划生育的“一安二扎三结育”的宣传等,偶尔播出一篇稿件,也是公社开了什么会的文章,内容空洞。
我写第一篇新闻稿是1982年,初中毕业回乡务农那年。抱着一颗“榜上无名,脚下有路”的信念,我开始自学。那时,唯一能知道外边信息的,就是广播喇叭。
在听新闻节目时,我留意广播了什么内容,是否有区里的事或乡的事。我极少在区级以上的新闻里听到我所在乡的消息,说明这个乡没人写稿件。
我想给乡广播站写一篇稿子。但我不懂文章体裁,更不懂怎么写,加上看到的是简单现象,不知道该去村里采访,就拼凑了一篇文章。走了3里多路,把稿子送到乡广播站。
第二天,稿子在乡广播站播了出来。正是做早饭的时间,很多人都听到了。播出时将我的姓名及所在的村、几组都说得清清楚楚。
为享受这一荣耀,当天晚上,我邀约同村的几位好友,坐在广播喇叭下,又细心听了乡广播站的“第三次播音”,重播了我的稿子。
在乡的广播喇叭上播出一个回乡初中生写的稿件,在我们村史上是第一次,在村民中的反响可想而知。
广播喇叭,使我走上文学之路。如今,当年的广播喇叭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却记忆犹新,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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