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杜甫草堂

□吴俊凯（成都）

杜甫草堂去过多次，每一次，我都心绪难平，都为杜甫的遭逢有几分难受。尽管壁上存留了那么多人的赞美和歌颂，尽管千载之后还有那么多人在草堂内外徘徊和寻索。我的内心，仍是在苦楚、悲郁、怨望、恚恨中想着杜甫，想着文化与文人的悲怆与悲戚。

在大起大落的历史进程中，纯粹的文人其个体生命往往不被重视，他们都无缘政治变革进程，只是闲游在进程的边缘写写诗文，发点牢骚，把几分情愁借酒发挥。他们扮演了旁观者和看客的角色。查一查历史和轶事，文人，尤其是伟大的文人，差不多是在以后的漫漫岁月中才被人发现和叫醒的。当然，这之中还有不少的伟大文人仍旧被人疏忽，被人忘记，成了文化史上永远的坟茔，一朵文殇。这就是对文化或者对伟大文人出现的时代忽悠。

中国字，“文”字的笔画只有四画，太少，少得几乎有些瘦骨伶仃。而“官”而“吏”而“将”而“帅”等一批“高级”的词，似乎笔画都很多，多得有些肥胖和臃肿。从字体可见历代文人注定了是属于清瘦单薄的，他们的脂肪受不了歧视的一再疏远和历代就有的精神放逐，经受不了自然的风雨洗礼，他们甚至穷到了寄人篱下。杜甫就是如此，他太穷了，尽管他也领会了“穷则独善其身”。但如何独善其身呢？也许精神层面还可以弄些自慰，去写写他的感悟，写写他的关怀，写写他的忧愁忧思，将百姓黎民的遭遇和苦痛，甚至连那非人的种种，也一并写进他的诗中，偶尔心情稍好，还可以抒发一下何处是酒家的暖色情怀。但真正面对狂风撕破他的小小茅屋的时候，诗人就感到了物质的困厄，呈现了诗人站在风中任风肆虐的意境。这时，像杜甫这样的宝贝便成了世间的“傻子”和“神经病”者。捉襟见肘，斯文扫地。文化的悲咽便开始凄风阵阵，尤其是朔风北来，文化便被结成冰，在冰冷骨寒中成了文化雕塑，他无法独善其身了。这个时候统治者过问了吗？也许那号称旷世繁荣，世界领先的大唐，天子皇儿们大概还在斗鸡戏蝈蝈，忘了杜甫，忘了他的诗，忘了他负载的文化意义。

杜甫来到蜀地，是生活迫不得已。不知他是因为蜀中五谷才来的，还是来写他心中的诗的？反正他与唐朝两次来蜀避难的皇帝走在了同一方向上。只是后来的两位皇帝都原路返回了长安，重新开始他们皇城里歌舞升平的节奏。而杜甫则滞留蜀中，留在了他写诗的旅途。如果说，他十分留恋蜀中大地的一草一木，那是天大的鬼话。蜀中之所，除了大米还有什么让他留恋的？那位友人，仅仅是帮他修葺了几间茅屋，他会因他而留下？恐怕也是鬼话的成份多些。如果说，杜甫是为文化而留在蜀地，这还多少有些让人信服。这，从他在蜀中完成了他大部分的诗歌“创作”可以证明。其实，很多书籍都认为杜甫在蜀地创作了诗篇，我认为那是不确切的表述，那应该是写作。杜甫没有足够的财富，让他能静静地在院子里，暖着阳光，吸着清新的空气，啜着盖碗茶构思，然后创作。我敢说，杜甫嗅不到清新的空气。因为他的心仓堆积的全是苦难、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战争烽烟、大风大雨，总之，是人世间的所有悲情，所以，清新的风、温润的雨、花开花香、精美的相思、温情的重逢等自然和人世间所有美好的意境，都进不了老杜的审美层面，都只在他的心窗之外等待，永久地等待，海枯石烂般等待。

杜甫虽不是神仙，可他也不是凡人，他是伟大的文化使者，有人说他是诗圣。他自然清楚被时代进行文化放逐意味着什么，他一路走来，几千年的文化乳液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思想上流过，浸润了他的骨子，文化的细胞早已钻入他的血管，开始在全身活跃起来。他因文化而兴奋，不停地进行写作。他的写作，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明白：他在为文化的演绎过程做着什么；他更不明白：他不如今天的作家、诗人、文化学者等诸般人士，因为写了一点小说，写了几首小诗，做了一点学问，而断言自己会在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会不朽的。在这点上，老杜真的有些愚钝，不开窍，不敢大胆的假设，不知道自己在蜀地的那么多诗会让人扼腕而叹，会让那么多的人当着学问研究。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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