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乐舞 成都民族乐团 孙路

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终于靠着天赋和才华，在长安城安定下来的白居易，于一次饮宴归后，歌舞伎美轮美奂的舞姿和曼妙的歌声，让他欲罢不能，写下了《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

在玄宗盛时，西北战事消停，赋税稳定，生活富足，武将靠着战功打下的基业足以泽被后人，文士精神放松，放纵地追逐诗歌的高峰。宫廷和民间宴享不断，西北的胡人带来全新的文化气息，滋润着盛唐的诗歌、乐舞与艺术。在酒宴上有音乐和舞蹈伴餐助兴，成为一时风尚。

玄宗本人即擅音律，对音乐大力提倡。天宝十三年，他颁布“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的诏令，使数种音乐融合成“燕乐”。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所说:“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立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燕乐”。实际上这种混合，在隋、唐之际就已开始，到了玄宗天宝年间，天时地利人和，一切水到渠成，燕乐应运而生。

大玩家玄宗把“燕乐”的乐、舞，分为立、坐二部：堂下立着演奏的名叫立部伎,堂上坐着演奏的名叫坐部伎；立部伎演奏的是粗豪宏壮的音乐，坐部伎演奏的是精致复杂的音乐。长安城的音乐艺术达到高峰。然而，唐末的战乱，让盛唐瑰丽的色彩消失于漫天黄沙。恰恰在成都，不仅在战乱中容纳了皇室，而且，这块富足而温润的土地，留下了能够让今人想象盛唐乐舞的，历史的见证。

成都永陵，是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王建墓棺床东、南、西三面有石浮雕伎乐图二十四幅，其中东、西各十幅，南面四幅。南面中线左右两幅各刻一舞伎，其余二十二幅均雕刻乐伎一人。二十二乐伎席地盘膝而坐，持乐器作演奏状，乐伎坐高大致相等。乐伎手持乐器，一共20种，23件，我们在诗歌中读到的那些乐器，一一展现在眼前，唐诗宋词扑面而来：羯鼓、铜钹、贝、笙、叶、竖箜篌、觱篥、筝、排箫、拍板、曲项琵琶、正鼓、齐鼓、和鼓、横笛、兆牢鼓、鸡娄鼓、答腊鼓、毛员鼓。

前蜀距唐不远，王建在建立基业时，一应唐制，且，成都素来悠闲，上天眷顾这片土地，时光走得格外慢，锦城丝管奏鸣不绝，故，王建墓棺床浮雕，能很好的展现唐代乐舞胡、汉融合的原貌。

永陵24伎乐，从舞伎和乐伎的组合坐位，以及手中所持乐器来判断，其所展现的正是燕乐。两位舞伎身姿曼妙，柔丽轻盈，正是唐代的软舞；22乐伎手持乐器既有来自西域的龟兹乐器，又有中原王朝传统的清乐乐器，故而这一乐队所演奏的是融合了中原音乐的龟兹乐。

史书记载，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俗乐二部。俗乐定为10部，包括《燕乐》、《清乐》、《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10部又分为坐部伎、立部伎二部。永陵王建棺床的乐队共有乐器可以列入胡乐器的有15种18件，占乐器总数的四分之三强。乐队的指挥乐器是拍板和琵琶，拍板是掌握整个乐队和舞蹈节奏的重要乐器，是胡乐器。拍板有大小之分，大拍板为九块，小拍板六块。王建墓石刻乐队拍板有两种，全是小拍板。

琵琶也是重要的指挥乐器，它除了可以独立演奏外也可以在庞大的乐队中起主奏作用。琵琶由于艺术表现能力非常丰富具有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它的四条弦可以演奏出不同音区的音调，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意境。让司马青衫湿的琵琶女所演奏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即是对琵琶艺术魅力的生动描绘。所以常常在乐队中起主奏的作用，也是史书记载“琵琶为众乐之首”的根据。

王建墓伎乐的另一件丝弦乐器是竖箜篌，唐杜佑《通典》记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擎箜篌。”竖箜篌又名擎箜篌从“擎”字可知其演奏方法，它最早出自波斯。到唐代，10部乐中的燕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高丽乐都使用竖箜篌。李贺《李凭箜篌引》“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即记下了箜篌艺人高超的技艺。

觱篥，又名管子，也称悲篥，唐代李硕诗中有“南山截竹为镑巢，此乐本自龟兹出。”可知觱篥是胡乐器，也是龟兹乐中的主要乐器之一。觱篥声音苍凉悠远，多有大漠孤烟的悲怆之感。王建墓伎乐，觱篥是两件，一细长、一粗短，发音应有不同。宫廷燕乐而演奏悲怆之觱篥，可知彼时文化融合已达到相当之高度。

贝，也称“蠡”，俗称海螺，原为印度乐器。

铜钹，又名“铙钹”，俗称“镲镲”，原为印度乐器。

鼓，王建墓内石刻的鼓，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复杂，名称也多怪异，这些鼓显然不是中原地区使用的，因为它体积小又没有鼓架。西域民族中游牧民族居多，为适应流动的游牧生活，乐器能够在马背上演奏，因此要求乐器轻小便于携带。所以中国古代的胡乐器，基本上都是可以在马背上演奏的，李娇《琵琶》诗句“本是胡中乐，希君马上弹。” 以此推论，或许胡人所用之鼓，也是要能在马上演奏的。

笛，也是胡乐器的一种，“羌管悠悠霜满地”，即是羌笛，横笛适宜在马上横吹。

前蜀永陵王建墓的石刻伎乐可以告诉我们，居于唐代宫廷10部乐首席的燕乐，正是汉民族传统的“清乐”和西北方向流传来的游牧民族“胡乐”融合在一起的音乐。而成都，以特有的包容的姿态吸收了这样的新生的音乐形式，且在唐朝之后继承延续，成为宫廷贵族，乃至寻常百姓在太平之时，日常晏饮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前蜀皇帝王建，生在五代十国的乱世，在其短暂的帝王生涯，这音乐听不够，将乐队刻石于棺，希望陪其长眠于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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