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光影斑驳、悲苦不断、苍凉丛生的时代,充满着动荡、杀戮、流亡、变革和纷争,弥漫着绝望,也充盈着希望。正是这样一个时代,造就了一个亮丽灼人的群体——民国大师。他们或万丈豪情或气韵生动地活着,以心中的笔墨,抒发着烟火赤子般的真性情,谱写着他们的绝世才华。他们不惧人生的缺憾,以独特的生活经历,让世人明白:有一扇门关上,就一定有一扇窗可以开启。沧桑也好,寂寞也罢,只要心中有光,生命之花就一定可以穿越尘世的苦难,在辽阔的生命旷野怡然绽放。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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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为剑
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指出小说对于社会改革有着不可思议的推动力量。鲁迅读了这篇文章,很受启发,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改造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的弱点。这期间,他翻译了一些表现人民悲惨生活和反抗精神的外国小说及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
鲁迅东渡日本求学,毅然选择了医学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父亲去世是庸医延误所致,让他一想起来便痛彻心扉;二是他从日本的历史书中得知,西方医学在日本传播,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启蒙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选择医学旨在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然而,鲁迅在银幕上看到一个替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绑着杀头示众,刑场周围站着许多中国人看热闹,他们一个个虽然身强体壮,但面对自己的同胞被杀害,却无动于衷,表现得十分麻木。这件事对鲁迅刺激很大,便一改学医初衷,决定弃医从文,以笔为剑。
鲁迅弃医从文,抱着改变国民精神这一初衷,无论是对手的恐吓、朋友的误解、战友的被害或残酷的病魔,都不能使他斗志削减。在《热风》集中,他写过这样一段话:“愿中国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正因为这样,就算是他和许广平之间最为炽热的私人通信,也没有花呀月呀的词藻,没有悱恻与缠绵,有的只是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探讨。就像许广平说的一样:“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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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生
1933年11月19日午后2时,因乘坐的飞机遭遇突如其来的大雾而迷失了航向,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随着“轰”的一声巨响,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就这样,在烈焰中,现代诗坛的夜莺徐志摩,在35岁的年华,吻火而亡,悄然走远了。
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生命,自始至终流淌着类似《再别康桥》那样令人往返流连的意境。在他诗意盎然的情感世界里,生命如同一注清泉,处处有飞沫,处处有闪光;生命也像段山路,处处有鲜花,处处有芳草。当然,在困苦的现实面前,他纯粹的诗心也有被干扰的时候。尽管现实的黑暗一点点地吞噬着他理想的、新月般的清辉,让他歌声低徊,目光黯然。他在痛苦中,为了美丽的人生追求,竭尽心力将心湖的沙子一点一滴地淘去,然后如荆棘鸟一般,不断地为理想鸣唱,直到满嘴溅血,咽声而逝。
徐志摩短暂的情感旅途中,有不爱而勉强爱的,有爱而不能爱的,有且爱且不爱的。因无力摆脱现实的桎梏,他说过这样的话:“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这句话,说明他其实也是深谙人世苦楚的。
作为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诗人,虽然属于他的爱永远可望不可及,永远圣洁高贵却又虚无缥缈,虽然他的人生梦想一次一次地碎裂,一次一次地被人世之间潜在的漩涡卷走,但他的真实,自始至终让他以纯粹的生命吻着人生之火。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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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籁般的微笑
沈从文是个有梦的作家,他的梦是干净的、透明的。他小说中描写的是自然和人情、美丽和虚幻,你可以如痴如醉,从中得到启悟;你可以流连忘返,从中得到慰藉。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告诉你可以转过身来,转过身来还可以微笑,还可以品读到别一样的精彩,另一个世界。
他生来就是乐观的,即使在百般无奈的境况中,依然能够微笑着说自己很愉快。他的微笑中,有一份忧郁,更多的是自得。他的笑自始至终是不经雕饰的天籁般的微笑。
沈从文为人豁达,处事从容,一生不在乎拥有什么高屋华堂,只在乎百年千年后曲巷是否仍有他的一座旧居;不在乎动用过多少文房四宝,只在乎红尘中是否仍有他的文字飘香。他说,“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我对生活上的得失不大关心,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长远意义。”
可以说,从历史风尘中透露出的沈从文的微笑,是一种惟愿地久天长的诠释,是一份本真自然的流露,更何况这种天籁般的微笑,在他的文字里随处可以窥视,随处可以触摸。
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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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声声
徐悲鸿笔下的马受人喜爱,除因功力深厚外,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泻在画中。徐悲鸿一生画马无数,尽抒胸臆。他笔下的马从来不戴缰辔,只有《九方皋》这幅画中的黑色雌马,例外地戴上缰辔。有人问这是为什么,悲鸿笑着回答:“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制。”
徐悲鸿爱马入骨,并常常因此惠及他人。有一次,他在成都坐马车,马车夫是一位和善又爱马的老人,马养得好,驾驭的栗色的牝马很通人性,只要一举起鞭子,便扬起好看的蹄子,欢快地向前奔驰。徐悲鸿喜欢如此待马的人,下车后,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幅折叠起来的奔马图,对马车夫说:“喀,这个给你。”忙着给马预备水和饲料的马车夫,一见那幅画,一双迷惑的眼睛望着徐悲鸿,仿佛没听懂他的话。廖静文从旁解释说,“这画是送给你的。”马车夫浑浊的眼睛陡然亮起来,眼角潮湿了,挂起了一滴泪珠,一边双手接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碰到好人了。今天一早,我看见一只喜鹊飞到窗子上,我就想,兴许有啥子喜事要来。可是,我这个穷老头儿还能有啥子喜事呢?现在,真应验啦。”
徐悲鸿因爱马而画马,因画马而识人。著名画家齐白石,便得了徐悲鸿的相识之力。1929年,徐悲鸿受聘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为复兴中国艺术,他冲破思想的樊篱,大胆提出革新主张,惟才是用,力荐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这时的齐白石已六十有六,在反对派的鼓噪声中,徐悲鸿大声疾呼:齐白石的画“致广大,尽精微”“妙造天然”。他对学生说:“齐白石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丹青妙手媲美,他不仅可以做你们的老师,也可以做我的老师。”
徐悲鸿为人豁达,作画倾情。泼墨写意也好,兼工带写也罢,笔下千骑总显得刚劲矫健、倜傥潇洒,或奔腾跳跃,或迎风疾驰,或激情长嘶……他曾说:“我画马,其实也牵着思想的马。只要出笔,便会情动于衷——风在体内激涌,河在体内奔流,海在体内澎湃。”
□程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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