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仁威：为中国科幻聚“星云”

星云奖金奖奖杯第一版

星云奖共同创始人姚海军（左）、董仁威（中）、吴岩（右）

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中）

“时光幻象”科幻博物馆收藏的刘慈欣、王晋康作品手稿

董仁威第一部科幻小说

《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学文艺》创刊号

本报记者 吴亦铮 文/图

提要

上月，第五届国际科幻大会在成都举行，这是历年来中国对外科幻文化交流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次盛会。今天，成都以其悠久的科幻文化历史、浓厚的科幻文化氛围和频繁的科幻文化活动，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幻之都”，助力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

早在40年前，全国第一本科幻杂志《科幻世界》在成都诞生，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等科幻“大咖”的作品，都是从成都走向世界的，不仅如此，成都还诞生了全球华人最具知名度的科幻大奖——“星云奖”，催生了无数科幻精品。

董仁威作为“星云奖”的创始人之一，一直在用自己的坚持与耐心呵护和推动着中国科幻事业不断前行。

人物

董仁威，中国著名科普科幻作家。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和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创始人之一，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监事长。著有科普及各类书籍100部，代表作《遗传工程趣谈》《生命三部曲》，《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之《达尔文》《李时珍》等。科幻小说集 《分子手术刀》《中国百年科幻史话》等。获中国图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中国优秀科普图书奖等国家及省部级奖励30余次。

手记

2019年12月 成都

在中国的科幻作家中，董仁威老先生可谓前辈之一，在1979年创刊的《科学文艺》上（《科幻世界》前身），他就发表了科幻作品《分子手术刀》，后来这部作品被整理后单独出版，我也将其收纳进了自己的科幻书单，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也算是董老的“粉丝”。

除了科幻，董老绝对算得上博学多才。他曾在制药领域做得风生水起，主持的项目得到全国同行的认同；他对食品和营养学颇有研究，曾担任过成都儿童营养中心主任；他曾担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编著科普读物超过100种；他植物学科班出身，还对兰花的种植和研究极为深入……

最令人惊叹的是，2009年，董老和吴岩、姚海军等发起创办了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在成都注册了“时光幻象”公司，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申请了“华语科幻星云”注册商标，作为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合法运营主体，董老担任了“时光幻象”公司的董事长。

科幻迷都知道，那两年是《科幻世界》的低谷，也是中国科幻事业发展的低谷。

董老为中国科幻带来的这座“星云奖”，无疑为科幻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今年10月，星云奖在董老的故乡——重庆举行第十届颁奖典礼，一大批科幻新锐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科幻发展的生力军。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董老的坚守与呵护。

在董老精心打造的“时光幻象”科幻博物馆，我见到了这位有着“拼命三郎”之称的老人。他自豪满满，带着我走遍博物馆的每一个角落，耐心细致地讲解每一件陈列展品。从他的言语中，我感受得到这位70多岁的老人对科幻的热爱，伴随着中国科幻产业的迅猛发展，成都成为“中国科幻之都”，董老的科幻梦经过数十年的深耕，逐渐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对话

科幻作家与《成都日报》副刊渊源深

记者（以下简称记）：董老，您是《成都日报》副刊的老朋友了。

董仁威（以下简称董）：是啊，20世纪80年代，当时《成都晚报》（后更名为《成都日报》）副刊推出了“科学与技术”专栏，我成为专栏的特约撰稿人，一写就是10多年，直到90年代改版才结束，当时报社总编辑凯兵还调侃过我，“你是个获奖专业户哦。”

现在想想也是哟，当时晚报设置“科学小品”奖，我每年都能得奖，不仅是《成都晚报》的奖，还有一个全国晚报科学小品征文奖，通过在《成都晚报》副刊的发稿，我多次获奖。现在看起来，我和《成都日报》真的是渊源很深呢。

记：其实不光是您，很多资深的科幻作家也与《成都日报》副刊渊源极深。

董：对，我还记得，当时给“科学与技术”供稿的作者里，除我以外，还有刘兴诗、王晓达、尹代群、杨再华等人，这几位后来在科幻创作上都颇有建树，其中刘兴诗和王晓达两位在我的《中国百年科幻史话》中，被认为是中国科幻“中兴代”八贤之一。

记：这么看来，《成都日报》在中国科幻早期发展中是颇具影响的？

董：那当然，在我看来《成都日报》可以说是中国科幻发源的源头之一。《成都日报》是当时科普科幻作品刊载的一个重要阵地。当时副刊还举办过科幻作品的征文，有一大批作者投稿和发表作品，我和尹代群等人还得过征文奖。有这么一个在全国都有分量的报刊平台发表科幻作品，对科幻作家的培养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

记：您如何走上科幻创作这条路的？

董：20世纪60年代初我考到四川大学生物系，后来又读生物系细胞学的研究生。1968年毕业分配时，没有对口的单位接收，被分到一家工厂，工作环境和专业毫无关系。当时我就想，既然工作与我的专业知识关系不大，让这些知识沉寂下去也太可惜了，干脆就用笔写出来吧！因此工作之余，我就进行科普写作，1979年《科学文艺》创刊，第三期就刊载了我的科幻小说《分子手术刀》，这算我科幻创作的起点吧。

记：但您科幻类的创作并不算太多？

董：是的，科幻题材的创作确实不算多，加上《分子手术刀》以及在《世界科幻博览》上发表的《基因武器大战智能疫苗》《智力放大器》《飞天》等，大概也就10多篇。我主要精力集中在科普作品上，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我熟悉的生物专业，比如《生物工程趣谈》《破译生命密码》《转基因技术漫谈》《“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解读》等一系列生命科学方面的普及图书。

第二类是科学家的传记文学，如《达尔文》《李时珍》，这些书辑入了《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丛书，还得了中国图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被评为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以来最受读者欢迎的十部图书之一。此外我还曾出版过《花朝门》《狂人情书》两部长篇小说。呵呵，什么题材我都愿意尝试一下。

“星云奖”走过的坎坷路

记：不过您最爱的还是科幻？

董：我做过很多工作，在制药厂做过技术副厂长，担任过成都儿童营养中心主任，担任过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创办了“成都科普创作中心”，甚至对植物学也有很多研究。但兜兜转转几十年，心中最无法忘情的，依然是科幻，这算是一个情结吧。

记：对科幻的情结让您产生了创立“星云奖”的想法？

董：从有这个想法到放手去做，再到做成，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2001年，我担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当时协会和《科幻世界》有着很深的渊源，双方在很多领域也开展了合作。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科幻世界》的发展情况是比较好的，在出版市场也算是打下了一片天地，但各级主管部门对科幻产业的态度不太明朗，所以国内科幻一直缺乏一个能够凝聚和团结业内人士的组织，很多时候科幻人都在各自为政，这种情况对科幻事业的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到了2009年前后，虽然中国科幻诞生了诸如刘慈欣《三体》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但整体发展并不很理想，其中也出现了一些风波。中国科幻界拥有一个能把科幻人聚在一起的组织，提高向心力与凝聚力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当时我就和姚海军、吴岩等人商量，一起把这个组织创办起来，于是在我们三人的发起下，建立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有了协会，我们希望再有一个能够激励中国科幻创作和科幻事业发展的奖项，于是协会名下又注册了“时光幻象”公司，作为星云奖的运营主体，由我担任公司的董事长。

记：“星云奖”今天影响力巨大，但走过的道路却很坎坷。

董：太坎坷了，无数次我都想放弃。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组织完全是民间性质，活动都是以志愿者为主体组织起来的，不求回报待遇。我们没钱没人，有的只是全体科幻人的热情，但要评选要颁奖要举办活动，光靠热情肯定不够，得有资金。所以这么多年，我可以说一直都在为资金和寻找支持者而奔波。

首届星云奖在成都颁奖，因为当时大家期望不高，我们花了4000块钱租了一家电影院，还布置了红毯，请了一些科幻作家，还很顺利。到了二三届，我找到四川省科协，省科技馆相关领导也支持，让我免费使用馆内第二层，四川一家企业也以入股的形式支持了这两届，但后来发现没有经济效益，就退出了。

第四届到了太原，那时科幻迷的热情增加了，每年都在等着这个聚会，所以不能越搞越小。那一年赞助的资金很少，把我弄得焦头烂额的，但总算完成了。

第五届在北京，果壳网的姬十三和未来事务局支持了我们，他们活动策划经验多，活动举办也很成功，但企业还是因为不赚钱，又退出了。

第六届又开始“打游击”，我到处找赞助，最后找到一个支持者，在成都办了第六届。到了第七届，我们和新华网有了稳定的合作，签了五年合同。从第七届开始，连续两届在北京举办，星云奖的影响力有了较大提升。后来我们又与北京壹天文化合作，一起筹资承办。第九、第十届在重庆举办，因为有了壹天文化的专业支持，我轻松多了。

随着《流浪地球》热映，中国的科幻发展迎来了更新、更好的局面，星云奖的商业价值和全民关注度更高了，到这时我才真正是松了一口气。

记：在您看来，“星云奖”最大的意义在哪？

董：我认为有两点，一是为全球华人科幻事业提供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为全球华人科幻培养新鲜血液。

中国百年科幻发展脉络

记：有人把电影《流浪地球》称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那中国科幻的历史是怎样的？

董：我认为可以追溯到1904年，当时一位名叫荒江钓叟的作者在《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原创的科幻作品，名叫《月球殖民地》，这应该是中国科幻的元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是1954年由郑文光创作的《从地球到火星》，所以我们把1954年作为新中国科幻小说的元年，而郑文光被尊称为新中国的科幻之父。我的《中国百年科幻史话》对中国科幻作家进行了一个分类，勾勒出了中国科幻创作的发展脉络。

记：中国的科幻从无到有，为何在近百年里得到了如此迅速发展？

董：科幻与科技实力、文学沉淀、社会经济有着极为密切的交集。科技实力为基石，文学沉淀为肌体，社会经济为促进，三者缺一不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积贫积弱，虽有一批先行者和有志之士奋勇开拓，却依然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实力，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社会关注度不断提高，中国科幻自然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近百年中国科幻事业的发展历程，其实侧写出的是中国国力、中国影响力和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的发展历程。在我看来，中国科幻的创作实力与美国相比，在质量上已不相上下，甚至在某些领域有所胜出，差距仅在创作的数量以及对科幻IP开发的力度和产业链的配套程度上，这些也是需要我们迎头赶超的重点方向。

“科幻之都”创作灵感生生不息

记：您如何看待成都成为中国的“科幻之都”？

董：第一，成都有着包容的城市精神。科幻作为时代的新兴事物，需要有包容精神的城市来容纳它，呵护它、发展它。在科幻还很幼小的萌芽阶段，成都用它的包容，为科幻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无论是各级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还是各个单位的积极配合，都为科幻提供了生根、发芽、生长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才在成都诞生了全国第一家科幻类的杂志——《科幻世界》，也为来自全国甚至全球的科幻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第二，成都有着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科幻的核心在于想象和创新，而成都从古至今就不缺乏这两项，无论是被誉为“汉代计算机”的提花织机，还是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还是世界瞩目的“威龙”战机，都出自成都，这些在特定时代下看起来很“科幻”的产物，都是成都人智慧的结晶，成都人用创新思维为科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源泉。

第三，成都有着良好的创作环境。科幻创作从根本上说，还是属于文学创作，而对于文学创作，成都有着天然的优势。舒适的自然条件，宽松的工作氛围，便利的交通网络，繁华的商业气息……这些都是文学创作者梦寐以求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集于一身，这座城市自然文风鼎盛，创作灵感生生不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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