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商潮 从东大街到劝业场

清末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东大街

成都近代第一个商业中心劝业场（后改名商业场）

清代成都东大街

劝业场汇聚了全川150余家名铺

王鹤/文 崔兵/插画

到了成都如果不逛商铺，简直就等于白去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成都的商铺多达4000家以上。成都人对城区街道中各类商铺之分布，了然于胸：华兴街、东大街的京货，冻青树、华兴街的南货，东大街、西大街、科甲巷、总府街的苏广洋货，学道街的笔墨铺，桂王桥北街、九龙巷的绣花铺，东大街、总府街的香粉铺，白丝街、会府的古董铺，顺城街、水花街的湖绉绸缎洋布铺，刀子巷、顺城街的水烟袋铺，科甲巷的小儿靴鞋铺，福兴街、青石桥的帽铺，水花街、总府街的新衣铺，会府西街、古楼南街、红照壁的旧衣铺，东门二巷子的雀笼，玉皇观、陕西馆的盆景花，华兴街、会府街的玉器珠宝，鼓楼街、东大街与东门外九眼桥的柴，南大街的砖瓦，皇城坝的鹅肉、牛肉，染房街、东御街的钮扣，打金街、会府街的锡器，广东馆的菜刀……可谓百物荟萃，包罗万象。各商铺的招牌上，往往会将所售物品形状刻在上面，如帽铺的招牌上刻帽形，戏剧行头铺则刻纱帽形。

清代 东大街占尽风骚

老成都面积不大，“穿城九里三，围城四十八”，这是指城区的大致直径与周长。城内商铺最集中、货物最丰富、交易量最大、街景最堂皇的街道，要首推东大街。李劼人先生对东大街有过生动的刻画：

从进东门城门洞的一段叫下东大街，此处倒还平常。再向西去的一段叫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和上东大街，足有二里多长，那就显出富华绮丽来了：大首饰铺、大绸缎铺、大皮货铺以及各字号，乃至贩卖苏、广货的客商一家紧接一家。各铺户的铺板门坊及檐下卷棚全是黑漆推光，铺面又高、又大、又深，并且整齐干净。招牌呢则全是黑漆金字，光华灿烂。因为从乾隆四十九年起经过几次大火灾，于是防患于未然，每隔几家铺面便高耸一道风火墙。街边更有一口三尺多高、盛满清水的长方形太平石缸，屋檐下整齐地伸出麻搭、火钩等救火家具。街面之宽，据说足以并排走四乘八人大轿。街面全铺着红砂石板，两边的阶檐也宽而平坦。

东大街不仅白天逛街者川流不息，日暮商铺关门后，摆在屋檐下的地摊也是密密麻麻，小商品应有尽有。行人照旧悠悠闲闲，往来如织，或在一堆鞋帽里东挑西选，或在小吃摊上吃碗抄手、荞面，或找算命先生问问前程，或在草药摊前抓一副化痰消食的祖传灵药……买卖双方都要九点过才各自散去。东大街夜市虽无大宗买卖，但每日银钱往来也不低，不少小贩藉此收入维持日常生活。

倘若正遇到过年，东大街万灯齐明，来逛街的城里人乡下人，就全都沉迷于欢快明媚的空气里：正月初九名曰上九，是正月烧灯的第一宵。一入夜，全城人家的灯笼挂出，煞是好看。但比较起来，还是东大街各铺户的灯笼最多最精致，玻璃彩画的，绢底彩绘的，争奇斗艳。画面或是《西厢》《水浒》，或是《红楼》《聊斋》，或是戏景，真看得人眼花缭乱。而对那帮浮浪子弟来说，东大街最吸引人的，不是繁复的街景，而是万绿丛中几点红——打扮得齐齐整整、粉浓香腻出来逛街的妇人——那才真是令人耳热心跳的景致。

过年之外，遇到别的喜庆日子，比如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全城主街也要大张灯火“闹皇灯”。大家力图花样翻新，争奇斗艳。这种时候，夺得头彩的依旧是东大街，其次是总府街，满街天棚，全部用五色湖绉扎成，说不出的华美艳丽。

清代中后期，东大街在商业街道中占尽风骚，把旧日成都的繁华气象堆砌得最为耀眼醒目，它要一直热闹下去，直到劝业场的兴起抢其风头。

开办劝业场 发展工商

1909年（宣统元年）三月初三，劝业场正式开场的日子。劝业场口张贴着许多五光十色的宣传广告，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巨型招贴画，巴黎香水的广告画……颜色鲜艳，画面新异。入口处还有专人拿着戒烟丸、补脑汁、补血汁、疗痔药水的传单或说明书，遍赠来宾。成都市民及外地客商蜂拥入场，不足百丈的场内万头攒动，人流如潮。这一天，劝工局各售货所与谦益祥玉器铺、楼外楼中西大餐馆等营业最盛，终日宾客盈门，摩肩接踵。

在成都的司、道官员和不少士绅这天都参加了庆典，共贺劝业场的落成。四川劝业道周孝怀（善培）作了简短演说：我国自古重农不重商，认为“农者，生活之本源；商者，无聊之末路”，以致国贫民瘠。而近观东洋之所以振兴，“皆发展工商，有以致之”。所以兴建劝业场就是为了发展工商，裕国裕民。这一番话，直听得商界人士连连点头，大受鼓舞。

光绪末年，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逐步推行新政，并在农工商等各方面都实行了一些改良政策，全国也先后设置了劝工局、劝业道等机构，推行实业。北京、湖北、天津等地都由官款筹建了“劝工场”，领风气之先。四川劝工总局最早设于皇城后门，在从前铸造制钱的宝川局之旧址上改建。起初由成绵道充任总办，有提调、文案、会计、庶务等职员若干，工匠学徒共有200多人。那时的劝工局既无机械工厂，也缺乏技术人才，出产一些木器、家具与绣品、织物等手工业品，产量虽然不高，却比市面销售的同类产品更精致讲究，多为奢侈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立了四川通省劝业道，主管工业、商业、矿务、交通等，有关方面开始研究全省各地物产，谋求改进。青羊宫每年的花会，也改为劝业会，成为四川前所未有的盛会。每到春季，游人如织，全省各州县的农副产品、手工艺品与美食、小吃，荟萃青羊宫，互相观摩砥砺。花会上陈列出售之物，往往被游客争相购买。

周孝怀是著名诗人、蜀中大儒赵熙的高足，从日本留学归国，颇有远见卓识，堪称一时才俊。他在四川劝业道道台任上，成效显著，还创办了省度量衡局，“以谋划一整齐”；同时成立会计学堂，招徕优秀学子，培养人才。

周孝怀很想在发展工商业上有一番作为，特将成都图书业帮董樊孔周（起鸿）提拔为成都商务总会协董，为他推行新政助一臂之力。周孝怀也准备在成都开办“劝工场”，但没有官款可拨。樊孔周建议：何不由成都商会出面集股商办，由劝业道出面倡导？周孝怀欣然应允，他在各帮商董及知名士绅出席的大会上号召：“工商业必须尚竞争，与外省竞、外国竞，有竞争才有进步……必须要有常设的劝工场……希群策群力，共襄盛举。”商办劝工场的倡议得到与会者响应，大家决定成立成都建筑有限公司负责兴建劝工场。公司章程表明，营建劝工场的首要目的不在营利，而是鼓励发展工商业。

1908年，公司筹集股金白银4万两，购买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原老盐店一带的地面，动工兴建。周孝怀将劝工场定名为劝业场，亲自题写场名。

成都近代第一个商业中心

古风依旧、埋首操持传统业务的成都商界，在新世纪初已朦胧感受到整个社会微微泛起的变革气象。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富商大贾得以聚集起相当的财富。据统计，20世纪初，成都工商行帮资本银总额达293.4万两；商品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国外商家联系日益频繁，不仅使洋货入川、土产出口量日渐增大，也使商贾们眼界更为开阔；加之某些新式制造行业的兴盛，东大街夜市的持续繁华，传统专业集市的扩大……这些因素，既加剧了城市经济的纷繁兴盛，又使得旧的商品市场无法满足需求，新式商场的兴建犹如箭在弦上。因此，周孝怀、樊孔周登高一呼，应者如云。

劝业场的前场口在总府街，后场口在华兴街，前后场口都辟有专供游人停驻车马的场地。它的建成，在成都商业格局由传统向近现代的演进中乃举足轻重的一环，在当时成都的工商界称得上首屈一指的大事。劝业场“栋宇堂皇，商肆罗列”，150余家店铺荟萃了省城的工商业精华。如果在各行帮中没有点名气，休想租得一间铺房。

当然也有例外的。味虞轩是新繁县城的京果铺，它的桃片虽在青羊宫花会的劝业会上得过奖，但仍有人认为，一家外县的小铺子，有什么资格进入劝业场？还是在周孝怀的支持下，它才租得一间小小门面。周孝怀还特地拨给快马一匹，每天将新繁刚出炉的产品飞马运至劝业场，以保持其新鲜；有一位挑担在望江楼附近卖水饺的小本生意人，其水饺馅料饱满、味道鲜美，被周孝怀无意中发现了，坚持要其迁入劝业场。水饺担子原先没有招牌，如今就取名“江楼水饺”。

当年成都的商铺有一桩旧习：一元钱甚至更低价可以卖出的货物，可以要价到两三元。本地人习以为常，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稍有经验者倒不至于上当；但外县外乡不常到成都的人，若是不谙行情，便极易吃亏。而如今走进劝业场的人们很欣喜地发现：场内所有商品均挂出了价目牌，明码实价，顾客只需照牌付款。这一变化大受本地及外地顾客欢迎，劝业场迅速聚集人气商气，与此很有关联。它还使东大街、暑袜街的商家也纷纷明码标价。

在周孝怀的支持下，樊孔周还于1908年8月集商股白银2万两，成立悦来公司，开设悦来茶园与悦来旅馆。悦来茶园成为成都川剧的发祥地之一；悦来旅馆为三层洋楼，也有小院平房，可接待近百名旅客，浴室、电灯、热水齐备，客房舒适豪华，招待员服务周到，有名厨主理中餐西餐，可称成都新式酒店业之滥觞。当然它的收费也较贵，每客每日住宿费需银元4元，普通客商不敢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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