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到了1935年春天,四川西北部也有了红军的活动。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更加大了对范长江的吸引力。于是他向《大公报》提出作为旅行记者去西北考察,为报纸写旅行通讯,不要工资和差旅费,只要稿酬和报社提供方便,他没有说出此行的另一个目的。
1935年春夏之交,范长江从天津启程,从塘沽乘船经烟台、上海到杭州。在杭盘桓一周后又经沪溯江而上至渝,7月初到达成都。一路走一路写,走过的地方都上了他的笔端。
短暂停留,他通过报社找到军队,利用军队的交通系统可以减少些危险。范长江于1935年7月14日开始了中国的西北角之行。第一段从成都到兰州。7月14日到9月2日,行程3千余里,沿途要翻雪山,穿越原始森林渡江过河,能借助舟车者十不及二三,余下只能骑马和步行。第二段从西安到兰州,时间是1935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10日。第三段是沿祁连山南北麓的 “百日旅行”,时间在1935年2月17日到1936年的3月10日之间。第四段是游历祁连山南北之后,绕贺兰山四围的旅行,时间为1936年的4月下旬到5月底。
范长江的西北行通讯向全国的读者打开了一扇探视西北地区的窗子。碍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本着客观地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向读者“透露”他目力所及的社会现状,勾勒出大好河山下的民生之艰。读他的通讯除了令人惊叹记者的才气外,总有一种沉重感。因为他的笔触更多地涉及底层民众,那些形同活骷髅似的鸦片吸食者,那些背井离乡的逃难者,那些十室九空萧疏的村落,还有那些随处可见的路旁尸体竟无人去掩埋。
此外,他西北行的另一个不为人知、却更重要的目的,他基本达到了:虽然没有进入到红军中去,但他走近了他们,得知了红军的大量消息。在向全国读者发回的通讯中,第一次客观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活动的消息。他是自1927年以来,在中国合法出版物上公开称“红军”、对“剿匪”加引号、公开透露红军是“北上抗日”并不是“流寇”的第一人。在西北行中他写了七篇分析红军动向的通讯,他利用对军事方面研究的体会,根据国民党军的排兵布阵对长征中的红军今后走向做出了预测。红军将领们也看到了署名“长江”的军事评论,不仅有所参考还都记住了这个名字。后来范长江到延安采访受到热情接待,或许就与这些军事评论有很大的关系。
从1935年7月到第二年5月,他的足迹留在川、陇、陕、宁、青、内蒙古的广大土地上。他的旅行通讯陆续在 《大公报》上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起到了轰动效应,报纸的发行量也因此大大增长。这些报道对全国的百姓来说无疑是空谷足音,振聋发聩!结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后,受到极大欢迎,几个月的时间就连出七版。这一通讯集的出版也奠定了范长江在中国新闻界的地位。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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