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龄与 老成都的“孤老院”

60年前，成都有一个“孤老院”，坐落在东门书院西街东部小宝光寺侧，该寺始建于唐代，著名的“天涯石”即在寺内。清雍正年间（约1729年）名“普济堂”，后习称“孤老院”。民国十四年（1925年），与育婴堂一起由官办改为绅办（即民办），并入成都最大的民间慈善团体——慈惠堂。

慈惠堂的总理，先是清末民初赫赫有名的大清官、大善人尹昌龄（1869—1943年，字仲锡，四川郫县人，曾任翰林院编修、西安知府），后为四川保路运动领袖、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1872—1955年）。我从四川省图书馆和一些档案资料中，了解到尹昌龄与这个“孤老院”的相关故事。在天涯石北街办“民生工厂”

“孤老院”的院坝很大，建有一排排矮小的孤老住宿平房，男的住一排，女的住一排。并建有一间很宽敞的食堂，堂内摆放长条木板凳和餐桌，供孤老吃饭时用。“孤老院”收养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上无依无靠、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及瞎子、跛子、“爪手”的残疾人。

凡是进了“孤老院”的孤寡老人，院方都管理得井井有条。每人先发一个号牌，上面用毛笔正楷写着姓名、性别、年龄、号码，进出都要戴在身上。如果某个孤老因病不治死了，院方妥善安埋后，收回牌子再安排给下一个孤老居住。所以当时的成都人爱讲一句笑话：“啥子啊，孤老院的牌子——死一个，填一个。”

住进“孤老院”的老人，有的身体还比较好，就在小街小巷做生意，如卖筲箕、刷把、吹火筒、灯芯草、桐油石灰、香烛……

慈眉善目的尹昌龄对他们说：“慈惠堂也可转变为生产机构嘛！跛者，可使守门；瞽者，可使习唱；男人，可编竹箕扫帚；女人，可搞缝纫……你们也可以自强自立啊！”后来，他们在附近的天涯石北街办起“民生工厂”，又在城郊各处逐步兴办起三四十个生产服务机构，如成衣铺、鞋帽铺、裱画铺、印刷铺。

有些眼睛看不见的瞎子，就四五个人一伙，每天到棉花街一家卖香油、芝麻酱的铺子里去“游月宫”——即把木棒捆在腰间，围着一个大青石磨子，慢慢地推芝麻酱，挣点小菜钱。一些懂得唱腔的瞎子，则两三个人一起，到茶铺打道琴，扯胡琴，说评书，唱川戏，唱小调，茶客们听安逸了，都要赏给他们一点书钱。

每天到了中午和晚上开饭的时间，一路一串的孤老们陆续回来了，食堂大师傅便抬出一大甑子大米饭，阵阵清香扑鼻而来。快要开饭了，厨房里的大师傅，便手拿两根小木棍，用力敲打木梆，孤老们听到“梆——梆——梆”的声音，就纷纷拿起饭碗竹筷走出房门，排成一行行有秩序地来打饭。偶尔，附近居住的一些慈眉善目的老太婆还炒些回锅肉、红烧豆腐，凉拌些猪头肉、大头菜丝丝之类的荤素菜施舍给他们。吃饱喝足之后，孤老们就坐在门前休息，晒太阳。或三四个人一起抽叶子烟，摆龙门阵，冲壳子，讲笑话……尽职尽责，总理慈惠堂20年

据黄稚荃所撰《国史馆馆刊》记载：尹昌龄为近代成都著名的“五老七贤”之—，担任慈惠堂总理20年，他每天尽职尽责到堂办公，却从未领过一文钱薪水，中午自掏腰包买400文钱（即两个铜板）的火巴红苕填肚子。

尹昌龄任职期间，慈惠堂的资产增值数十倍，田产由300余亩增至8000余亩，救助鳏寡孤独老弱数千人，但直到他去世时，在城内还没有一间私房，租住在马王庙后街别人的宅院里，令人唏嘘不已！1943年1月他去世后，《华西日报》特别撰文悼念说：

先生年逾古稀，疏散寄居培根火柴厂（厂址在今九眼桥四川大学培根路，隶属慈惠堂），与孤儿弱女同起居。其寄居之室无地板，有人启问其故？答云：“经费支绌，无以营所居。”噫！慈惠堂有良田八千余亩，而先生无之；慈惠堂有街房数百间，而先生无之；慈惠堂之财产，为先生手创，而先生仅寄居无地板之房，以终余年。此钜万资财，尽涓滴施之于孤贫老弱，自身竟不获一地板之酬报。

尹昌龄去世后，成都民众特别在少城公园为这位杰出的慈善事业家铸造了一尊铜像，焚香礼拜者，络绎不绝于途。可惜后来铜像遭毁。然有形之铜像虽毁，而百姓心中的赞美之语，却流传至今：

慈善事业，百世留芳；先生之德，山高水长！1950年后，这座“孤老院”里的孤老们，被安排到成都附近郊县的“敬老院”去享受清福，原址改建为成都市第三十四中学。 李豫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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