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兵役科长刘鼎新戚亚男

戚亚男

抗战爆发后，刘鼎新带领全家离开家乡山东淄川，流亡到成都。他从四川省兵役训练班结业后，任崇宁县政府兵役科科长，从事抗战征兵工作四年。

刘鼎新一家人的逃难之路充满艰险，让人看到抗战时期老百姓谋求安宁的不易；刘鼎新在崇宁县兵役科早出晚归的忙碌，则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大后方的普通工作人员，在怎样为抗战尽职尽责。

历尽艰辛到四川

刘鼎新是山东淄川人，192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直鲁陆军军需学校。1926年毕业后任直鲁陆军军士教导团上尉军需。不久他离开部队，从事过税务工作，当过淄川县津泉镇第十三小学校长、县电话局局长等。

在淄川县电话局任职7年里，刘鼎新膝下已有两男两女，一家6口人平静生活在四合院里，其乐融融。

抗日战争爆发，很快战火蔓延到济南附近，淄川县城人心惶惶，刘鼎新和妻子商量多次，考虑是否离开：如果不走，日军来了就要当亡国奴。如果走，又舍不得充满温馨的四合院。

到了10月，时局越来越紧张，刘鼎新最终决定离开淄川到四川成都，但父亲不愿意离开老家，刘鼎新带领全家和妹妹共七口人动身，当时最小的女儿不足两岁。

由于日军已临近济南，到济南乘火车南下很不安全，刘鼎新一家人只好绕道先乘火车到博山，由博山走小路到泰安，再从泰安乘火车到徐州、郑州、武汉。离开淄川到博山县城后，刘家人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全家福。第二天一早，刘鼎新雇了几辆山东人力手推木质独轮车，让小孩们乘坐，大人走路。到了傍晚还没有走到泰安，幸而被乡间一户好心人家留宿一晚，后者还为他们煮了一大锅杂和面做的汤面条。又经过一天徒步行走，刘家人走到泰安，终于登上南下的火车，途中还遭遇日机轰炸，几经辗转，十多天后才抵达武汉。

在汉口登上到宜昌的一艘英国船，当时去四川避难的人特别多，船上严重超员，刘鼎新他们的统舱里挤得无法休息，吃饭也成问题，好在事先准备了蒸馍、烧饼和咸菜。经过两天两夜航行到达宜昌，在宜昌等候了两天，一家人又乘船经三峡驶向重庆。

到了重庆后，刘鼎新一家人坐长途汽车抵达成都，结束了艰难的逃难历程。他们快要抵达成都时，12月27日山东老家淄川县城沦陷。

为抗战征兵不辞劳苦

刘鼎新原名刘敬铭，“刘鼎新”是到四川后改的，鼎新二字取自《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表示要与过去的生活告别，加入到抗战洪流中。刘鼎新凭着在山东当过小学校长的经历，很快在成都宽窄巷子旁的协进中学（现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教导处谋到一职位。然而，一个人的薪水难于维持7口人的生活，好在他的老大、老二和妹妹都进了当时国民政府为山东流亡到四川的中学生办的国立六中读书，政府提供流亡学生的生活费。

抗战之初，四川还没有兵役行政机构，为了为前线补充兵源，1938年6月1日，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成立，设立6个师管区负责全川的征兵事务，并且开办兵役干部训练班，培养兵役行政人员。刘鼎新参加了成茂师管区第一期兵役训练班，获得结业证，因成绩优秀，被分配到新繁县政府兵役科任科长，一家人也搬到新繁县，住在县政府里。

县兵役科主要负责兵役调查、宣传、壮丁登记、检查抽签、兵员分配、点收、转送等工作。征兵的宣传工作很重要，为此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专门出版发行了《兵役月刊》，这是一本既面对全省兵役干部的必读刊物，又是一本向民众宣传从军抗战、保家卫国的读物。《兵役月刊》除了刊登兵役方面的政策、法令、法规以及中外兵役历史、兵役消息、前线战事等，还以诗歌、短剧和漫画等文艺形式来宣传从军。军管区司令部要求兵役干部在宣传工作中，要广泛推广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朗朗上口的诗文，还提倡兵役干部结合本地方言来改编。

冯玉祥将军在《兵役月刊》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征兵役，服兵役，是教国民尽忠义。小猫能抓鼠，小狗能守夜。人不能自卫，不如猫狗太无味……”同期《兵役月刊》上还刊登了一首《征兵抽签歌》：“甲级壮丁最英武，年满十八到卅五，大家争先来抽签，中签当兵保国土……”这些征兵宣传的诗文都易懂易学。

新繁县政府兵役科由科长刘鼎新与两名科员组成，他们经常早出晚归，奔波在区、乡、镇里。刘鼎新的大儿子后来回忆：“每天晚上我睡在床上，只要爸爸还没有回家，我都在盼望听到脚步声。对爸爸走路的脚步声十分熟悉，只要听到是爸爸的脚步声，我便很快入睡了。”

繁忙的征兵工作，让刘鼎新对家庭的照顾很少，还未成年的大女儿因病去世，他都没能看上一眼。大女儿来四川后生了病，一直没有钱治疗。就在刘鼎新外出工作期间，女儿病情加重，离开了人世。刘鼎新的妻子在县长的帮助下安葬女儿，多年后她告诉小女儿：“县长给了5块钱，说你们家孩子多，那么困难，她父亲又不在家。”

刘鼎新在新繁工作了一个多月就被调到崇宁县（现郫县唐昌镇）任兵役科科长。1940年兵役科改为军事科，刘鼎新又出任军事科科长，继续从事征兵工作。

崇宁人踊跃参战

笔者在《兵役月刊》上查到，1939年1月崇宁县征兵126名。1939年的《兵役月刊》报道，崇宁县65名壮丁被分配到担架团，他们非常懊恼不能上前线杀敌，在去担架团报到的路上，壮丁们集体向带队的中队长请求：我们都是自愿应征上前线的，离开家乡时向父老乡亲宣称要到前线杀敌，现在被派去抬担架，实在无颜见乡中父老。中队长被他们的真情打动，随即向成茂师管区司令龙杰三汇报，龙司令也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同意让他们上前线杀敌。

崇宁县始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是成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抗战风云影响到这个后方小县城，县城到处都有宣传抗战的活动。每天早晨广播播放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中小学的劳作课教学生做模型手榴弹，音乐课教学生唱《慰劳伤兵歌》《救亡进行曲》等抗战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慰劳伤兵歌》，让同学们特别是流亡学生特别感动。刘鼎新的大儿子回忆：“当我和同学躺在万寿宫门边的石板地上唱起‘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受了极荣誉的伤，躺在这医院病床上……\’时，眼里竟充满泪花。”

1939年春，崇宁县在万寿宫内为在淞沪抗战中牺牲的川军团长解固基举行追悼会。解固基出生于崇宁县，1933年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教班毕业后出任团长。在淞沪战场，解固基率领全团坚守阵地7天，身负重伤仍然在前沿指挥战斗，最后被日军炮弹炸死，连遗体都没有，只留下一顶钢盔和一块有胸章的血衣。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为追悼会题写挽联：“枕戈以待，破釜而来，撑持半壁河山，黄浦滩头催鼓角；裹革无尸，沉沙有铁，留得一抔净土，青枫林下葬衣冠。”

曾经卖过山东大饼

抗战期间，四川应征出川上前线的士兵有300万之多，平均14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军。而整个抗日军队中，不到10个士兵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这就是“无川不成军”的来历。这些数据显示了四川兵役工作取得的成绩。

刘鼎新在征兵工作中尽职尽责，他作为外省人在四川负责一个县的兵役工作，没有背景，又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工作难度很大。一次下乡工作时，当地的黑势力当着刘鼎新的面开枪打死了一位乡长。

后来，刘鼎新认识了父亲刘维霑当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吴景伯，吴景伯是成都双流人，军校毕业后回四川，从排长一直干到旅长，之后当过成都市市长。1938年吴景伯出任四川省政府委员，1940年兼任四川省禁烟督理处处长。由于这层关系，1941年刘鼎新离开干了4年的征兵工作，到四川省民政厅禁烟督理处工作，1948年出任四川省民政厅督导员。

1949年6月，刘鼎新辞职离开省民政厅，为维持生计，与几位山东老乡合伙卖山东大饼。不久他进入一家山东老乡开办的私营玻璃作坊当销售员，后来玻璃作坊公私合营成了国营玻璃厂，刘鼎新在此一直干到退休，1982年7月去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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