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着两岁的孙女站在医院门口陶传金和老伴脸上写满焦虑

抱着两岁的孙女站在医院门口，陶传金和老伴脸上写满焦虑。本报记者贺少成 摄

编者按

“全国人民上协和”，这是新华社2005年一篇报道的标题，反映了全国人民挤在大医院看病的窘境。时至今日，医疗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这种状况是否得到改变？

本报记者日前遇到从安徽来北京看病的一家人，记录下他们在一家大医院看病过程中的焦急、彷徨和无奈。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患者集中向大城市大医院流动的深层次矛盾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对安徽的这家人来说，他们的就医经历只是现行医疗体制下的一个标本，但对他们自身而言，更像是在翻越生活中的一座大山。随着取消以药养医、设立医事服务费等政策逐渐推行，旧有的体制沉疴逐渐被剔除，“看病难看病贵”这座大山有望被移除，老百姓的就医之路也有望越来越顺畅。

“在北京的大医院看病咋那么难呢？”

诊室的门稍微开了一点缝，围在门口的人群立刻产生了一阵骚动，所有人的脑袋都凑了上去，希望穿着护士服的小姑娘能叫到自己的名字。但护士并不理睬这些热切的目光，带了一种被围观的不耐烦嚷道：“让开点！让开点！你们堵着门让别人怎么进来？”接着她大声叫了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像是小学生被老师点到名一般，一边举着手高声答“到”，一边从闪开一条缝的门里挤了进去。门立刻又关上了，还传来“咔哒”一声被反锁的声音。

陶传金随着人群散开，怏怏不乐地走到老伴和儿媳妇身边，骂了一句脏话后对她们说：“还没到我们！”老伴和儿媳妇的脸色同时黯淡下来，都没了逗孩子的兴致。陶传金两岁的孙女陶素雅是病房门口一堆人里最高兴的，在椅子上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

早就听人说过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看病难，但陶传金没想到会难到这个地步。用儿媳妇的话说，“在这里一天像一年那样漫长”，每一次在医院里的等待都让一家人无比煎熬。

陶传金是安徽定远县人，一家人原本在浙江台州打工，去年发现孙女右眼有一块白色的东西，起初没留意，后来白色的东西越来越大，一家人趁着回家过年带着孩子到蚌埠检查。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拿不准孩子的病情，怀疑是白内障或者是肿瘤，建议他们转到北京或上海的大医院去看病。陶传金有一个亲戚在北京当司机，于是就带着孩子奔北京来了。

亲戚知道在北京的大医院看病难，提前就在网上挂了一家以眼科见长的综合性医院的专家号。陶传金一家3月21日到北京，3月22日就到医院看上了病。原本以为顺风顺水，很快就能弄清孩子到底是什么病，谁知道一天下来陶传金就知道自己完全想错了。3月22日上午8点钟他们就到了医院，排队等医生叫号花了两个多小时，开完单子去交费又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交完费抽血化验再排队……大半天下来一家人疲累不堪，惟一觉着幸运的是孩子还算乖巧，没有哭闹。下午安排孩子眼球照相，在陶传金看来，大医院用这样的大仪器应该一下子就能确诊孩子的病情了，一家人不用再悬着心。谁知道等了近三个小时终于进入房间后，眼球照相的医生说了一句“孩子太小不能配合”就将他们打发了出来。郁闷不已的一家人只能再去找最初挂号的专家，专家又给他们预约了3月25日做眼超。

带孩子做眼超依然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孩子太小，做眼超得打镇静剂让她睡觉，打针的大夫好心嘱咐陶传金，给孩子用的药剂量小，只能让孩子睡10分钟。孩子入睡后，陶传金去央求眼超室门口的护士，能不能给孩子插下队，往前排一下。但护士并不给他开“绿灯”，只是对他说：“这里的人都等了多半天了，按理说你有孩子我是得照顾你，可你插了队别人不满，发生打架事件怎么办？谁负责？”一句话问得老陶哑口无言，只能抱着睡着的孙女在一旁继续等待。等轮到他们时，孩子的药劲已过了，一动就醒了过来，无奈之下，只能强按着孩子在撕心裂肺的哭声中做完了眼超。陶传金的儿媳妇受不了女儿的哭喊，在病房外抹起了眼泪。

在北京看病的几天，陶传金也理解了医生护士的难处，每天围在病房门口都是黑压压的一群人，等急了病人和病人吵，病人和护士吵，病人和医生吵是常事。陶传金就亲眼看见有病人等得着急，一言不合就上去踢诊室的门，医生只能将门反锁得紧紧的。

理解归理解，但陶传金几天下来也存了一肚子的怨气：“我们大老远地从外地来，几天下来连个子丑寅卯都没告诉我们，谁容易啊？”

3月25日的眼超做完后，陶传金还得挂3月27日才出诊的专家号给孙女看眼超结果。陶传金一直将孙女的病情憋在肚子里想跟北京的专家叨唠叨唠：“我孙女才两岁，太小，话也不会说，眼睛是不是能看清楚我们也不知道……”但这些话他没有机会跟医生说。他清楚地记得，来北京的6天时间里，医生就主动跟他说了6句话——“以前在哪儿看过”“有可能是白内障”“确诊白内障有疑点”“做不做手术”“还得查眼底”“走吧”。陶传金有时觉得机不可失，抓紧见到专家的几分钟时间絮叨孙女的病情，但还没等他说几句，下一个病人已经进来了。

“6天6句话，就盼望大夫多说一句、多问一句。我们不是容易就能看到专家的，在北京的大医院看病咋那么难呢？”几天下来，孙女的病情连确诊都不能，陶传金心力交瘁。

既要操心病 ， 还得操心钱

陶传金一家的日子原本还算顺利，他们一家人全都在浙江台州打工，他烧锅炉，儿子儿媳妇在一家做衣服拉链的工厂打工，老伴在那边照顾孙子孙女。一家人积攒下来，去年掏出全部积蓄在安徽的老家盖了一栋三层楼房。没想到年底就查出孙女有病，一家人只好放弃打工带着孩子来北京看病。

除了操心孙女的病情外，陶传金还得操心钱。为了省钱，儿子留在老家照顾孙子，但孙女太小离不开人，儿媳妇只能跟着来北京。亲戚给他们找了一家熟人开的宾馆，住宿费能省一些，但两间房一天也得240元钱。至于吃，他们就“厚”着脸皮上亲戚家蹭了。

来北京看病得花多少钱？陶传金心里没有一点底，第一天来，医院让他们办了就诊卡，卡里存的2000多元很快就花完了。陶传金赶紧让儿子打了10000元钱过来存到就诊卡里，后来每次看病花多少钱在陶传金心里就是一笔糊涂账了——所有费用都从卡里扣除，也没人详细告诉他每笔检查费是多少钱。医院告诉他，退就诊卡时会有明细，费用上面都写得明明白白。但陶传金和别的病人一样，钱这时又成了其次，关键是病能治好。

老陶对孙女治病的信心不时被亲眼目睹的情景所蚕食。他亲眼看见医生要求他前面的一位病人自己做决定：做手术得一大笔钱，而且做了不一定能好，手术有风险，把握要拿好。老陶还看见，那个病人在医生说完之后蹲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陶传金不知道如果医生跟他说同样的话他会怎么办，也是同样的哭？还是带着孙女直接回老家？

病情难以确定折磨着每一个人。3月27日带着孩子在医院检查时，陶传金一家人遇到了一个乞讨者，满心疙瘩的老陶挥手让他走开，但儿媳妇在口袋里掏摸了半天，结果掏出的钱面额最小也是5元的，于是儿媳妇给了乞讨者5元钱。陶传金对此大为不满，嘟囔道：“有钱撑的么？我们还需要别人来给钱哩。”儿媳妇不乐意了，冲他嚷道：“我跟你说，孩子得这病，就是你鸡肠小肚的结果。”说完，就给他一个生气的背影。

陶传金不敢跟儿媳妇吵，背过来跟老伴算账：在安徽老家看病花了3000多块钱，新农合估计报不了多少；在北京看病的钱花了多少还不知道，这些钱在老家新农合不知道给不给报销；几天的住宿费下来，也快2000块钱了……

陶传金也知道儿媳妇不开心，一家人都在围着孩子的病转，生活开支已经没有了进项，浙江台州的工厂已经给他们来了好几通电话：再不回去上班，他们的岗位就要被人顶了。但医院对孩子病情的确诊，仍然遥遥无期……

陶传金3月28日再次被医院告知的消息是，预约了专家4月8日给孩子查眼底……

医生的苦衷 ： “ 实在是有心无力 ”

“我们也想给病人看病时多说几句，但实在是有心无力。”小素雅看病的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全国的人都来北京看病，来了还都往三甲医院跑，有限的资源供不应求，本来只能容纳100人的量，现在来了1万人，你说怎么解决？”

这位医生诉苦说，仅拿上午来说，从早上8点30分到中午12点30分，上班时不敢喝水，不敢上厕所，工作变成了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虐待。他们也知道看病的人多，病人等得着急，只能压缩时间简化各种问话，否则碰到心情不好的病人上来踹门也是常事。

医生的辛苦，陶传金在带着孙女看病时也能感受到。“我们经常围在病房门口等一上午，大夫硬是没出来上个厕所。我们病人难，医生也难，这么大个北京城看病怎么就不能容易点呢？”陶传金说。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认为，在整个社会看病难看病贵的大背景下，医患关系还是要在相互理解中前行。“好医生的数量有限，能看疑难杂症的医院数量也有限，由于医疗布局等各方面原因，大医院和好医生都集中在大城市，造成了目前的看病难；同时由于医药加价等方面原因，造成了看病贵。但不论是看病难还是看病贵，都是社会多方面合力的结果，责任不能全由医院和医生承担。医患双方是利益共同体，看病难只能从深化医疗体制改革这个根子上去解决。”

业内人士认为，在患者只认大医院和专家教授的现状下，看病难很难在短期内得到缓解，但任何事情的解决都不能一蹴而就，取消以药养医、设立医事服务费等政策正在一一试点中，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建立完备的医疗体系仍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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