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大包干 □吉 亚

亚

“大包干”已经35岁了，与以往每年都快进入欢庆节点不同的是，我第一次没有在父亲长吁短叹、欲言又止的落寞神情中度过自己的惶恐。这个几十年来周而复始的揪心场景，终于随着2012年12月8日下午88岁高龄的父亲的离世，变成了压在我心头无法求解、难以释怀的一个谜：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时任县长，父亲为什么会在每年的这个重要时节，出现如此巨大的情绪落差？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似乎从中找到了答案。

父亲保存的诗词书画、资料书籍很多也很零乱，惟有与“大包干”有关的林林总总，被他精心整理好锁在了一个不容许任何人触碰的书柜里，经过百遍千遍的梳理之后，我不禁要问天堂里的父亲：是委屈让您无助落寞、是党性使您三缄其口吗？

父亲是在1978年初到凤阳担任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18颗红手印”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正是发生在那年的冬天。我惊奇地发现，在父亲收藏的所有与“大包干”有关的资料中，1980年前后的重要期刊都浓墨重彩地介绍了作为时任县长的父亲，在倡导、支持“大包干”改革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而在此之后，父亲便不明原因地淡出了媒体与公众的视野。

我找到了一份父亲的当年手稿，这份手稿写在那份已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著名报告上：“这个队是我叫他们包产到户的，什么时候出问题均由（我）负责”。据母亲回忆，在1980年5月底邓小平支持“大包干”的重要讲话发表前，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父亲甚至被调离凤阳“贬到”地区科委当了一名副主任。离开凤阳前的1980年5月7日，为了证明自己敢作敢当，父亲在那份著名的《调查报告》上留下了这段文字并作“感怀诗”一首：“忠言不畏喉边锁，直谏宁披颈上枷。怕见庶民成瘦骨，甘从头顶落乌纱”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时任副县长秦言勇为了保护父亲，悄悄将这两份东西收起并塞到了父亲的行李中得以带回。尽管事隔不久，“大包干”随着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讲话而被载入中国史册，但作为冒着随时可能被处分风险、积极倡导与推动“大包干”的时任县长，父亲已被历史与现实遗忘。

关于父亲在“大包干”中的作用，还有一段重要历史资料可以佐证。那是1980年《安徽文学》第五期上刊登的著名作家江流写的一篇报告文学，文中特别提到，《一剂必不可少的良药》中在叙述这里刚刚“偷偷摸摸”实行责任制时这样写道，“小岗的事很快被公社发现了。公社觉得这个队太‘难缠\’，有点‘人心不足\’。这件事不久也被在农村工作几十年，饱尝过酸甜苦辣的县委主要负责人知道了。他深知党的‘规矩\’，更同情群众的苦衷。于是就告诉公社的同志说：‘算了吧，就让他们那样干吧！\’”文章接着写道，《调查报告》中“提到的这位‘在农村工作几十年，饱尝过酸甜苦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积极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为改善群众的命运勇于承担起责任的县委主要负责人，后来我们听陈庭元同志介绍，他就是陈庭元同志的主要助手吉诏宏同志”。

行文至此，我突然找回了失去父亲后那久违的轻松，不知父亲若在天有知，能否也卸下您背负30多年的心灵重负，至少一直以来仰慕您、敬重您的儿女们如今已知道：您就是“大包干”背后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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