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决定

外公从老家凤阳县出去闹革命时，母亲才三个月，还在外婆的肚子里，那是1938年；外公在东北被叛徒出卖牺牲时，母亲才8岁，随外婆在老家生活，那是1946年。

外公的牺牲使母亲成为了烈士的女儿，民政救济除了每月能够领取到8元烈士子女津贴，还由国家供养着免费上学读书。母亲毕业于凤阳女子师范幼师专业，在那个年代的女性中，已属不易。尽管母亲是读书人，家里却是传统的，里里外外的事情多由父亲拍板，母亲鲜有异议。除了工作，母亲是家居的，灶台地头，床前屋后，辛辛苦苦带大了5个孩子。

母亲很少作决定，说出来了却是九头牛都扯不回去的。一桩是1973年父亲从凤阳果园场调动到滁县地区农业局（即现在的滁州市），本来全家都可以随父亲到城里生活的，母亲决定：不去，就在凤阳果园场生活。任凭父亲磨破嘴皮旁人怎么说，都劝不动。就这样母亲一人带着5个孩子，在果园场生活到1977年。很久之后母亲才给出理由：果园场好，有地，有专门工人养猪种菜，5分钱一大篮子蔬菜。你们5个都是半大不大，正在长身体，到了城里我怕养不活你们。另一桩是1990年我高考，因为是历届生，也能参加当地的招干考试。很巧的，我既考上大学也考上了市统计局。犹豫间，母亲决定说，还是去上大学。

平常人家，没有传家宝。被母亲当宝般珍藏的是几张薄纸片：一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1987年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还有一份十几位当年与我外公一起闹革命的战友写的证明材料。隔段时间，母亲就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一看，想一想。

断断续续听母亲唠叨，加上在网上搜到的马鞍山市退休干部吕援朝写的《春祭》、何杰写的《纪念我的姐姐何明》等文章的印证，我知道了一些情况：外公是1922年出生，1945年前一直在安徽和江苏之间的淮泗县（现在的泗阳县、淮安市一带）工作，曾任区委书记、淮泗县委联络部副部长等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调东北工作，随新四军第三师去东北，是接收通化县的负责人之一。1946年初，通化发生反革命暴动事件，我的外公在安东县（现辽宁省东港市）汤池区石门村开展工作时（1946年东北九省，通化、安东等地均属于安东省），被一名叛变投敌分子杀害，时年24岁。随后被战友掩埋。后来，反动势力复潮，被刨开了坟墓，尸骨无存。解放后，政府在辽宁省东港市中心建了座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后的墓墙上镌刻着“为保卫人民政权，坚持敌后斗争，原县委宣传部长张竞等二十余名关里解放区派来东港县、区干部，百余名本地之区、村干部，惨遭杀害，壮烈牺牲……”这里唯一提到名字的张竞烈士，就是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

母亲77岁了，最近作出了我记忆中的第3次决定：去一趟辽宁省东港市，去看一下那里的烈士陵园，去看一下那个坟茔。“从我十二三岁开始，他总是跟着我，穿着灰白的棉大衣，没有头，我知道，就是他，那是我的父亲，那是他来看我的。现在，我想去看看他”。这是母亲给我的、这次决定的唯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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